过失犯的正当化事由研究

依据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犯罪过失具有双重机能,既是构成要件要素又是责任要素,而且在评价内容上也有所不同.从理论上讲,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过失行为可以成立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事由,实践中也有相关判例.但依据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违法性不能独立进行评价或判断,所以从法律效果而言,只能直接地、无条件地排除犯罪构成.在实践中,因过失犯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故意犯,对存在正当化事由的过失犯罪,一般通过刑法第13条之规定出罪,但这种处理方式缺乏充分的论证和必要的理论支撑.因此,内地法系国家刑法关于过失犯的正当化理论,对我国过失犯排除社会危害性理论体系的构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医疗行为之正当化根据探析

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作为医疗刑法研究的起点,是当前刑法教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医疗行为伤害说是医疗行为性质认定的基本立场,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的理论探讨得以展开。以医疗行为为中心的学说过于注重行为的社会价值,忽略了患者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刑法自由保障机能之下,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探析应以患者为中心展开。在尊重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基础上,对患者同意说作谦抑性设定,维持医生开展医疗活动与尊重患者自我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有助于保障医疗安全和缓解医疗纠纷。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适用患者同意说,可以顺应医疗刑法的论述架构,合理判定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容许程度,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医疗刑法之公平正义。

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优化探微

近年来,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与积极刑法观的确立,预备行为实行化已经成为各国刑法的重要立法趋势。尽管我国的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具有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但也存在刑罚权的过度扩张、预备行为的非定型性、刑法总则与分则的重复等问题,需要予以完善。为合理限制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范围,实现犯罪预防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应当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的要求,强调立法的适正性与明确性。具体而言,适正性要求只能将对重大法益创设抽象危险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并确保相关罪名的法定刑设置的公正性与均衡性;明确性则要求加强犯罪构成的定型化、排除兜底性的条文规定、原则上采取叙明罪状以及将刑法总则关于预备犯的规定调整为以不罚为原则、以处罚为例外的立法模式。

自动驾驶汽车编程者的刑事责任——以“困难境况”刑事正当化为中心的分析

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与普及,相关的刑法课题应运而生,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当属“困难境况”下编程者行为能否刑事正当化。当编程者在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和路上第三者的生命法益之间进行选择时,存在成立故意杀人的可能性。当前,我国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规范还不完善,被允许的危险理论无法全部适用,从我国刑法对于紧急避险的法律规定中也无法推导出编程者行为的阻却理由,由此排除了免责紧急避险的适用空间。由于编程者行为无法满足阻却违法紧急避险中的利益优越性条件,所以只能在生命危险的单纯转嫁情形中寻找解决路径。通过深入分析可知,既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空间,亦不具备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可能性,最终在义务冲突理论中得以成立违法性阻却事由。

驱动力还是正当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

生态中心主义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将人类中心主义解读为立足于人类的贪欲对大自然进行掠夺。但是考察西方近现代思想史可以发现,思想家们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立足于人类的福祉,而非人类的贪欲。在生态危机的产生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作为内在的驱动力,而是作为现代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利用自然的正当性证明来发挥作用的。把人类中心主义视为形成生态危机的驱动力,遮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作用。将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为生态人文主义,有利于避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欲望式理解和反生态式运用。

生命冲突、车路云一体化与自动驾驶的刑法规制

要避免陷入“科幻法学”的困境,刑法学对自动驾驶的探讨就不能忽视相关技术基础。与“单车智能化”模式相比,“车路云一体化”模式能更好应对生命冲突涉及的复杂交通场景,进行全局优化。解决生命冲突问题的技术要求在于,自动驾驶车辆必须融入“车路云一体化”技术框架,具备对多重复杂交通场景和重大社会伦理问题的处理能力。刑法的任务则在于确保自动驾驶车辆满足这一技术要求。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刑法可以将生产不符合该技术要求之车辆的行为评价为违法乃至犯罪行为;而在生产销售后,刑法可以通过为制造商设定检测、调试、更新、警示、召回义务的方式促使其确保自动驾驶车辆持续满足解决生命冲突问题的技术要求。

制度正当化理论述评

制度正当化是指个体将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心理过程。制度正当化的理论基础包括谬误意识、公正世界信念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制度正当化理论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在认知和意识形态上维护和支持现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积极和消极后果。制度正当化受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明确制度正当化中"制度"的涵义,加强制度正当化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以便更好地解释社会转变如何产生。

放射实践正当化在数字床边摄影中的地位

目的了解受检者与同病房周围患者的放射卫生防护现状,并提醒临床医生要加强对射线防护的认识,防止盲目的滥用或泛用X线床边摄影。方法采用现场检查和问卷调查以及对申请单的审核,综合评价2005年所摄7 218人次床边片的正当化。结果全年中认为患者必须采用床边摄影的占19%,可要可不要实施床边摄影的占31%,不必采用床边摄影的占50%。结论医疗照射目前已成为人类接受X射线最大的来源,而床边摄影危害更大,只有经过了充分的论证,正当化床边摄影方可实施。

立法程序正当化探析

之所以强调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是因为立法程序是否正当不仅关涉一国民主和法治程度,还关系公民基本权益的保障状况。

行政复议程序的正当化修复——基于司法审查的视角

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以及多年实证数据显示,行政复议程序欠缺"正当化"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对行政复议程序进行正当化修复,使得行政系统内的行政复议机关,以相对客观超然的立场,公正、合理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提升作为解决行政纠纷的行政复议制度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十分必要。正当化修复应根据听取意见、防止偏见、信息公开三条路径展开,须在走出行政复议司法化误区的前提下,通过对模糊概念的明确化、增设"行政复议委员会"、添加"单方接触之禁止"规则、添加复议材料"便民公开"规则等方式来实现。

医疗行为的正当化研究

正是基于对人的自我决定权的尊重,"患者的意思是最高的法",患者的同意成为阻却医疗行为违法性的根本事由。有效的患者同意,应当是由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以表达于外部的方式,在医疗行为实施之前作出;同意蕴涵了"接受"或者"拒绝",指向的是医疗行为及其结果;同意只需出于患者的自愿即可,并非必定理性。欠缺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包括强制医疗、紧急医疗和专断医疗,前两者的正当化根据分别是公共利益和推定的患者同意。至于专断医疗,少数国家规定了专门罪名,有的国家作为伤害罪处理,而大多数国家则认为不成立犯罪,我国现阶段不宜将专断医疗入罪化。

我国网络安全管制的基础、架构与限定问题——兼论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正当化基础和适用界限

我国《网络安全法》奉行着一种关于网络安全治理的强监管理念,在当今世界的网络安全专门立法中可谓独树一帜,系以一个更加多层次的综合化的网络安全概念为面向,重在强化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管制力。其体系架构,在原则上体现为一种由复杂原则组合指导的特点,但格外强调国家管理的本位性和直接性;在管制事项上则体现为名目繁多,内容绵密,并呈现不少独特的体制特色。所以,为了有效而合理地实施《网络安全法》,应当深刻理解有关网络安全管制正当化基础及其演化,更加准确地解读和把握我国网络安全管制的内在基础和外在边界,并且还要特别注意实施中的目的体系、行政权属性以及网络技术架构等限定问题。

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论检务公开方式的多样化与正当化

检务公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和司法运行的公正性,而提出的对外公布检察机关履行职责情况和有关信息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检务公开要坚持最大限度公开这一原则,在公开的内容上要考虑我国具体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在公开的方式上要追求多元化与正当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相关文件,结合我国检察实务,我国检务公开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向利害相关人、诉讼参与人的直接告知公开;向民意代表以参与、参观、旁听的方式公开;向社会公众的全面、广泛的公开。为实现检务公开方式的正当化,检务公开应做到最大限度公开、方便人民群众和有利于推进程序公正。

论我国侦查程序的正当化

侦查程序的正当化是我国法治建设发展的需要。当前 ,侦查程序的运行中存在着明显的自由侦查的倾向 ,直接导致了违法侦查行为的产生 ,其危害性较大。因此 。

论犯罪规定的正当化理论之缺失

犯罪规定的正当化理论在刑法学中至今仍无一席之地,犯罪规定的正当化问题或者湮没干刑法的机能之中,或者在刑罚的正当化理论中若隐若现,即使在罪刑法定主义的时代呼唤下,它也仅有微弱的回应。这是刑法裁判规范优先观念的产物,建立市民刑法,应树立行为规范优先的理念,重视犯罪规定的正当化问题,为此必须转变观念,必须反思法益之概念。

司法证明本体论:从可视化到正当化

司法证明本体论主要解决性质和手段两大问题。司法证明的性质一直存在数学性与非数学性、原子主义与整体主义以及科学性与人文性之争。性质之争在手段上呈现的是追求证明可视性与保持证明模糊性两种进路。关于司法证明的可视化追求,从边沁的说服刻度表,到威格摩尔的图示法,再到概率论,直至今天的人工智能算法,虽有层层递进之势,终因技术与伦理的双重制约,共识非短时间内所能达成。鉴于司法证明的模糊状态仍将长期持续,模糊证明的正当化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司法证明正当化既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又要兼顾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采原子主义与整体主义相向而行的做法。以当事人为中心进行具体证据的个别化检验,以法官为中心进行整体证据的融贯性检验。从而使司法证明的过程和结果既能为当事人接受,也能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可。

论正当化事由错误

正当化事由错误与事实错误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它并不属于犯罪论体系上的构成要件,可以归属于违法性问题,因此,又与违法性错误有近似之处。有关正当化事由错误的理论界说,大陆法系的理论界定相对明确一些,聚讼的焦点主要围绕在违法性阻却事由错误的理论认识与归类的问题上。与此相比,我国学术界对正当化事由的界说,缺乏完整的认识,传统的归入事实错误说似乎已成定论。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有关正当化事由错误问题基本上不存在激烈的争鸣,偶有一些新的论点,也很难与事实错误说相颉颃。

体育竞技的正当化事由及其诉讼证明

正当化事由是维护体育竞技活动公正的天平,刑法介入体育竞技活动的危险状况或危害结果时应坚持谦抑性精神。立足于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体育竞技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为被害人承诺理论,在立法尚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从承诺主题、承诺时间、承诺主体、承诺真实性、承诺表示和认识等方面加以严格认定。在被害人承诺的刑事诉讼证明上,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控方始终承担证明有罪的责任,且证明标准应为定罪标准,而辩方为盖然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