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性“互益”:合作治理中的政社关系探析

正当性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存在和行为运作所依赖的重要资源,而组织的正当性建构也是两类主体需要共同回应的命题。通过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治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当性"互益"关系,这成为组织正当性建构的重要路径。这种正当性"互益"关系的机理在于,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并增进了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从而实现了对政府正当性的增益;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实现了政府向社会组织政治、行政、法律以及社会等多个维度正当性的赋权,是政府对社会组织正当性的增益。同时,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正当性"互益"关系呈现为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格局,因此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合作是深化两者正当性"互益"关系的重要进路。

平台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的正当性与合理限度

近些年来,国内外在平台经济领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行动,尤其是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和我国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备受关注。基于平台经济竞争的鲜明特点和数字平台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强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决定了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合理的边界和必要的限度。美国和欧盟等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上的差异性反映了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我国需要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策略做出理性选择,以促进我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以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为视角的学理阐释与规则形塑

作为新兴的民事权利客体类型,商业数据产权保护的正当性,以及产权保护的模式选择与制度构造是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键问题。对此,首先应以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的“共有”“劳动”“需求”三个要素为基础,结合商业数据的来源、产生和使用的具体形态,实现商业数据财产权的正当性证成。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从“财产权劳动学说”在知识产权领域中所呈现出的非物质性“共有”、非机械性“劳动”、非强制性“需求”的理论新解出发,立足商业数据无形性、功能性、社会性的特性,理顺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并以具象化的“知识产权劳动学说”三要素为理论起点,借助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体系,从权利取得、权利归属和权利限制三个维度着手,展开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制度设计。

职场义警惩罚行为正当性对旁观者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公平启发理论,通过3个情境实验,分析职场义警惩罚行为正当性对旁观者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探讨公平感的中介作用与社会共识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惩罚正当性正向促进旁观者公平感;公平感在惩罚正当性与旁观者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社会共识不仅调节惩罚正当性对旁观者公平感的直接作用,还进一步调节惩罚正当性通过旁观者公平感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作用。

吴天明西部电影的乡土叙事与“现代的正当性”建构

吴天明在其西部电影中,以城乡关系为主题内容,通过“离乡”“留乡”和“归乡”三种乡土叙事形态,构建了“责任高于权利”“集体高于个体”“民族性高于世界性”的现代正当性基础,乡土文化成为其理解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最后意义归宿地。吴天明西部电影关于“现代的正当性”的乡土叙事,为中国西部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如何在“历史”与“当代”双重对话中,推进传统的现代转化,建构具有历史高度、哲学品格和民族特色的影像表意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技术正当主义:异步审理正当性的一种理论证成

异步审理突破了传统诉讼活动的时空限制,回应现实司法需求的同时也引发了正当性争议。异步审理是技术深度融入司法的新产物,对其正当性证成应当跳脱出传统诉讼法理桎梏,通过技术正当主义从技术和法律的结合与平衡两个层面解释与证明异步审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具体依循技术赋权、技术交互、技术优化和技术谦抑的逻辑进路展开正当性证成:通过技术赋权落实程序基本权,保障了各主体享受技术红利参与诉讼的机会;通过技术交互基本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与集中审理原则,赋予了传统法理新的内涵;通过技术优化具备落实证人出庭作证不受干扰、公开审判加强监督的条件,助推了诉讼规则的实现;通过技术谦抑落实程序最低限度的保障,消解了“技术中心主义”的担忧。

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根据及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效预防企业犯罪是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建立企业合规契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以及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具有正当性根据。事前有效的企业合规可以阻却主观罪过,具有出罪价值,但效力只及于企业,不及于个人。合规出罪的途径主要是不起诉制度,应增设一种新的特殊裁量不起诉。事前或事后的企业合规反映涉罪企业再犯可能性较低,可以通过定罪免刑、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缓刑制度从宽量刑。

中国推广安宁疗护的正当性研究

安宁疗护是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通过尊重自然人在生命最后的决定权,避免过度医疗带来的痛苦,是保障公民生命末期生命尊严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安宁疗护的实施过程涉及放弃维生治疗,导致在实践中存在概念误区、伦理争议与法律风险等问题。安宁疗护的概念服务于人权本身,其服务内容旨在保障公民生命末期的人格尊严,其推广具有人权正当性。因此,各级政府应从加强死亡教育、探索知情同意基础上的生前预嘱制度、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和建立专门研究咨询机构等方面入手,发展完善安宁疗护服务,增进保障公民“全周期”生命质量与尊严。

普惠制殡葬改革的正当性探析——以法律家长主义为视角

殡葬改革对每位公民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论是出于改革效果的提升还是基本的政治道德考量,殡葬改革都需要向公民解释其正当性,以赢得公民内心的认同。从法律家长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普惠制殡葬改革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后发现,目前公权力在干预殡葬行为时,以节约土地等经济利益为依据说服力不足,法律家长主义对公权力的正当性的论证存在缺陷。应当增强个体的主体性和对公民参与立法过程的重视,以此提升公权力的正当性,促进殡葬法治的良性发展。

民主正当性视野下的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

在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的视野中,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具有鲜明的功能取向,其与“检察一体”原则的关联指向保证检察权的统一有效行使,因此可获得宪法功能与制度层面的正当性。在保证个案关联度的前提下,检察官统一调用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任命,被调用检察人员的人事正当化链条保持存续,同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不能否定检察权及其分配的统一性和法定性,检察官由此可以跨院履职。但是,检察官统一调用对调出地与调入地检察机关的工作均可能产生影响,并由此影响两地检察机关与人大常委会的责任链条,因而调用一般需要获得两地检察机关及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同意,避免民主问责的落空。通过遵循一定的调用条件,检察官统一调用将不会影响原有民主正当化水平。

论刑事合规功能及其处罚的正当性

当前,企业合规正在兴起。刑事合规是企业合规的核心和最低限度要求,刑事合规所合的“规”应该是一种“显规则”,一种具有刑法效力的法律集合。刑事合规不仅适用于侦查起诉阶段,还应该可以适用于法院审判阶段及判决后的执行阶段。企业合规可以作为处罚单位犯罪时的一种刑罚手段(即可以列为一种法定新刑种)。作为法定新刑种,对有罪企业执行刑事合规具有正当性。

认罪认罚量刑从宽的正当性证成:实质责任主义理论的引入

当前学术界关于认罪认罚量刑从宽正当性根据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基于特殊预防刑理论的法定从宽以及基于契约自由理论的交易从宽,两种理论分别源于实体法领域和程序法领域,在证成量刑从宽正当性问题上:特殊预防难以涵盖量刑从宽的正当性根基,而契约自由亦与量刑从宽的正当性不适配。肇源于德日刑法学界的实质责任主义理论以法秩序的复归为核心,具有扩大量刑情节选择范围的理论机能。利用实质责任主义理论证成量刑从宽的正当性,能够避免陷入悔罪条件的争议,兼容法定从宽以及契约自由的法理,彰显刑事政策,在冲突中开辟了一条圆融的统一正当性理论的道路。

再论竞争中性之正当性及实践问题

竞争中性是涉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进行深入的学理性探讨,认为竞争中性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竞争中性要求消除国企不当的竞争优势,这不是对国企发展的打压或限制,而是对扭曲市场竞争的一种矫正。分析竞争中性不适用情形,并纠正一个认识误区,指出TPP不是将地方国企排除在竞争中性适用范围之外,实质上是给地方国企提供一个改革过渡期。探讨国际推行竞争中性面临的挑战。要在世界范围内就实施竞争中性达成普遍共识,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发达国家在与我国的经贸谈判中,可能提出高标准竞争中性要求,我们应积极妥善应对,比如加入CPTPP的情况。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不愿涉及竞争中性议题,或顶多愿意涉及一些简单的或浅层次的内容,对此,我们应顺其自然,尊重对方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必提出竞争中性要求或更高标准的竞争中性规定。

论地方行政立法权的正当性基础及制度优化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民选产生的内阁或政府已经能够代表民意并对人民负责任地立法。宪法和法律通过授权政府立法传递了人民主权,符合人民主权原则和法律体现人民意志原则,彰显了行政立法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作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完美结合体,行政立法权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国家法治建设等方面凸显了重要价值。然而,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过度追求法治建设速度,导致地方行政立法过粗过简、质量参差不齐、地方特色不足,甚至出现重复立法和“良性违法”现象。鉴于此,需准确定位地方行政立法性质,合理把控地方行政立法权限,进一步明确地方行政立法权边界;严格遵守行政立法程序,稳步改进地方行政立法技术并健全立法监督机制,从而全面提升地方行政立法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出台更多高质量的地方政府规章,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实现良法善治。

简单多数决的正当性及其条件——基于与超多数决的比较

“决策者半数以上说了算”的简单多数决与“总人数2/3、3/4以上才能说了算”的超多数决是最为常用的两种“多数决”。想要合理地使用这两种决策规则,需要对它们的正当性进行比较。简单多数决具有的“中立性”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平等对待”的价值。超多数决具有的“非中立性”特征,则有可能实现“保护少数”“维持制度稳定性”的价值。但超多数决实现“保护少数”价值所需要的条件极难满足,实现“维持制度稳定性”价值所需要的条件则相对容易满足,因而这种决策规则的正当性只可能基于后者而被证成。当简单多数决与超多数决实现相应价值的条件都能够得到满足时,对两种决策规则的合理选择才需要对不同价值进行权衡。由于简单多数决“固定的多数值”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得到“平等对待”价值的证成,而某种特定的超多数决中具有任意性的“多数”值无法得到合理证成,从而面临着“可能强化系统性不正义”的风险。当无法确定简单多数决与作为一类决策规则的超多数决哪个更为正当时,简单多数决仍比某种特定的超多数决更具有正当性。多数决的“多数”值并非越高就越具有正当性。

论累积犯的正当性

累积犯概念自德国学者库伦以《德国刑法》第314条水污染罪为原型提出以来,便一直遭受批评,批评可概括为缺乏明确性、违反微罪不罚以及违背罪责原则。但是,前两种批评混淆了对水污染罪是累积犯以及对累积犯本身的批判;唯一可普遍化的违背罪责原则的批评,因罪责原则缺乏统一性而陷入循环论证。来自这三个层面的批评并不足以否定累积犯的正当性。建立在真实的累积性效应基础上的累积犯,并非致力于全面禁止所有具有累积性危险的行为,因而并不必然导致刑法的过度扩张。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要不要在刑法中接受累积犯,而是在原则上接受累积犯的前提下如何建构累积犯的正当性标准,这也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议题。

论我国行政机关适用国际条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我国行政机关体系庞大、数量众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适用了大量的国际条约。我国行政机关适用条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适用条约的正当性是新时代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和践行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是我国行政机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适用条约的法理基础包括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我国行政机关是我国国内适用条约的重要责任主体,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中涉及行政管理行为的规范构成我国行政法的重要渊源。我国行政机关适用条约在法律、行政法规与行政规章方面有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

新时代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正当性研究

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实践成果,而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正当性恰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上敢于斗争的重要依托,是不断增强自身执政本领的关键出发点,是永葆党先进性纯洁性的重点支撑,也是我们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有力导向。新时代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深厚的正当性基础,它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在改革开放与国际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正当性也并非一直恰如其分,也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与改进,健全宣传阐释制度,制定配套措施,完善激励机制与提升新质发展能力,是健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正当性的探索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伦理正当性的证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作精神基础,而凝聚各国共识并反映全人类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则有待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伦理正当性的证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以责任意识、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强调以责任话语替代个人主义的权利话语、历史理性超越非历史语境的先验理性、以善致善破解相互猜疑的信任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从而实现其伦理正当性的证成。

论高空抛物单独入罪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历经多次审议,终将高空抛物单独入罪,这引发了学界争论。设置高空抛物罪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可以精准规制高空抛物犯罪行为,使其罚当其罪,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实现刑法的谦抑性,这也是对社会公众的理性回应。与此同时,部分高空抛物行为的危险性没有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也不足以造成物质性危害结果,却将全部的高空抛物行为套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口袋罪名中,有以偏概全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