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权视角下的宪法正当性之评判——评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

制宪权是评判宪法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古典自然法学诉诸于人民制宪权而取得宪法正当性的评判。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是运用社会实证主义方法,在批判人民制宪权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价值无涉的政治实体制宪权学说,在制宪权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施米特认为制宪权是现存政治实体对自身存在形式作出总决断的意志,宪法正当性在于其现实性。其学说关注宪法的现实正当性,拓展了我们对宪法正当性评判的视野和对制宪权认识的深度,但由于忽略价值正当性曾被法西斯利用,值得我们吸取教训。我们认为,制宪权是人民制宪权与政治实体制宪权的辩证统一,宪法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不能相互割裂。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对君主专制正当性的批判

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价值正当性建立在"君权神授"和家国同构衍生出的"家天下"理念之上。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揭穿"君权神授"的谎言,使封建专制统治丧失天命的价值正当性;批判"家天下"的虚伪性和反人道本质,使得封建专制制度又失去了人性的价值正当性,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

论制宪权视角下的宪法正当性

宪法正当性的证成是宪法学研究的元问题,对正当性的追问既是反思宪法的哲学基础,也是探寻宪法的现实存在。制宪权作为宪法产生的始源性权力,宪法的正当性首先应当是制宪权的正当性。制宪权理论的发展影响着对宪法正当性的认识和证成,从西耶斯的人民制宪权理论到施密特的政治实体制宪权理论,宪法正当性也发生了从价值正当性到现实层面的正当性的转变。然将二者割裂地看都是不完整的,宪法正当性的证成应是现实与价值两个维度的统一。

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与优先性——兼论“调解优先”

诉讼调解具有价值正当性,是我国大陆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强制调解"、盲目追求和相互攀比调解率等现象,究其思想根源,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司法政策强调"调解优先",从肯定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转变为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强调诉讼调解的价值优先性,是与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相矛盾的,是与法院的审判职能相矛盾的,也是与民事诉讼制度和ADR之间的功能分化相矛盾的。这种观念与对我国古代法制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传统和国外ADR的片面理解有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对诉讼调解的定位是:肯定其价值正当性,而非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司法政策应当与这一定位相协调,"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是比较科学的表述。

论公民个人监督行政执法

公民个人监督行政执法的正当性来于人民主权原则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有充分的宪法依据,符合法的运行轨迹和法治的意蕴。现有制度缺陷是视公民为"利己者",监督行为被动滞后,监督重理念轻制度,监督渠道单一,与权利理论和复议、诉讼制度的关系亟待理顺。完善公民个人监督行政执法的制度应多方面拓展监督渠道,继续深入政务公开,激励公民监督热情,强化行政机关监督责任,适时建立公民监督组织。

论道德的“应当”

“应当”在人类生活和理学中具有重要意义。道德“应当”的根据在于矛盾自身包含的否定性 ,在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实践要求。“应当”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应当”在价值导向和个人行为选择中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应当”的正当性要有逻辑的证明 ,但归根结底是实践的和历史的证明。对“应当”的思考 ,总体上是寻求必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要善于区分正确的“应当”和不正确的“应当” ,不能因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误导和欺骗的“应当” ,就贬低或否定任何“应当”。

试论法律宽容原则

法律上的宽容是从近代西方宗教宽容思想中演化而来的。法律宽容原则实质上是正义与自由秩序的宽容,对法律的不宽容权利滥用予以不宽容的对待,应该以法律上的宽容视角对待法律上的空白,考量法律设置的合理性与新兴事物发展的理性价值。文章认为,法律宽容原则并非没有限度,当对法律的根本的自由、公平、正义价值造成实质性破坏的时候,法律宽容原则难以适用之时,法律责任原则应该作为法律宽容原则的补充,发挥对难以宽容法律不宽容的零容忍的态度,以推动社会法治进步的发展历程。

论现代政治伦理的发展潮流

人类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高级宗教和哲学来完成的不同阶段,法理正当性的确立,使人类政治真正同人的生活统一了起来。政治的“价值正当性”给予了政治以正当的理由,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与现代政治的重大伦理关系相对应,现代政治伦理体现出从统治政治到生活政治、从等级政治到平等政治、从全能政治到权限政治、从人治政治到民治政治、从集权政治到分权政治、从强权政治到联合政治等六大发展潮流。

现代社会“法政关系”的基本筹划、内在困境与中国问题

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政法文化中的“法政关系”问题,需要重述和反思现代西方社会“法政关系”的整体历史格局。现代西方国家在实现政治民主化、法律民主化以后,大体实现了作为规范体系的法律既根源于政治又反身规制政治的法政关系内在二元法治主义结构。但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使得这种法政关系结构并不稳定,强力政治基于作为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前提和民主政治基于作为法律的价值正当性基础,存在突破宪法和超越法律规范约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成为现代西方社会法政关系结构的根本危机。现代中国政法文化的实践形态及其主要困境同样受制于现代社会法政关系的这个根本难题。当代中国相对稳定的国内秩序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使得其法制的事实有效性前提具备了强力政治的稳定支撑,平衡协调民主政治与宪制法治的关系成为法治中国建设面临的主要难题和首要任务。

地方行政收费的法律控制——从法律控制论的视角出发

行政收费建立在收费自身价值的正当性和收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之上,现有行政收费基础理论本质分析的逻辑起点源于收费的自身价值正当性,而收费外部环境适应性是本质分析形式所无法解决的。为了克服本质分析形式的局限性,系统地考察行政收费内部与外部的协调控制,应当运用法律控制论的"机制"方法进行分析。为此,地方行政收费问题的解决在于界定地方行政收费设定权、实现行政收费信息公开、保障受控者行政收费参与权、规范地方政府收入机制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