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正德时期吴中文学思想的新变

在明代弘治、正德时期的文学思想新变中 ,吴中作家表现尤其突出。他们之中 ,有追求个性自由者 ,如史鉴、桑悦、祝允明、唐寅等 ,也有受北方诗文复古风气影响而追求格调者 ,如徐祯卿、黄省曾、陆深等。追求个性自由者得益于吴中独特的地域文化 ,表现出明显的求适意、重真情的倾向 ,同时也受限于地域环境 ,未能立即产生广泛影响 ;受北学影响者能突破地域文化之局限 ,调剂南北文风 ,产生了较大影响 ,并将重内心感受的倾向引入诗文复古思潮 。

明成化至正德时期北方边粮供应的变化及其影响

明初军粮供应的主要方式是军屯和商屯。由于官豪势要侵占屯田、屯军服役沉重、土地兼并和官豪势要搀和中盐等原因,最终导致军屯、商屯退出北方边粮供应体系。成化至正德时期,边粮主要倚重北方几省的民运供应,进而发展到折银供边。北方边军供粮方式的每一次变革,必然导致数量庞大的劳动人民被抛出原来的生活轨道,直接的后果即为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促使各种社会经济模式普遍发展,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也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自由劳动力。明初建构的一整套小农经济体系被新的经济模式所侵蚀,也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

明代成化至正德时期社会经济模式的变迁

成化至正德时期,由于社会风气、政治、经济等的变化,国初建立的平民经济模式——自耕农经济和屯田制遭到破坏。普通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使得各种经济模式广泛发展起来,此起彼伏,相激相荡,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走向及社会的变迁。

西方收藏明朝成化与正德时期汉藏风格的唐卡

本文从西方学者们对收藏在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手里的成化和正德时期的数组风格相似、并有明确汉藏文题记的唐卡的研究成果入手,厘清了迄今为止各种学术观点的对与错,并在此基础上,综合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汉藏艺术风格(或藏汉艺术风格)从明初以来到明正德时期衰变的过程,不仅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盘点和总结,而且推进了此研究向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发展。

《明弘治正德时期首辅刘健研究》介评

翟爱玲所著《明弘治正德时期首辅刘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以刘健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多侧面、多角度考察,深化了学界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且有助推动相关政治史研究。其一,对明代人物研究有所推进。由于与刘健相关的史料零散且不成系统,学界一直未对其展开系统研究。翟教授钩沉索隐,形成《明代名臣刘健系年纪事及资料列编》《刘健仕政中主要人际交往关系简表》《刘健著述类目及资料索引汇编》等资料性成果。本书从社会、地域、家风、师承、乡里、个性、著述等方面对刘健进行系统考察,同时对其政治生涯、历史地位、命运浮沉等问题亦有思考,史论结合,彰显了刘健“理学名臣”“中兴儒相”之形象。其二,深化了相关政治史研究。

素秀至珍 传世与出土的明弘治、正德瓷器

明代弘治、正德时期，正值十五、十六世纪之交，明代社会开始由保守沉闷逐渐走向革新与活跃-「弘治中兴」。

中国古盆艺术鉴赏——明代正德盆器(上)

正德时期，处于明瓷由细致轻薄向粗糙厚重过渡的阶段。盆器风格错综交替，粗细兼有，上承成化、弘治旧制，下启嘉靖新貌，还有许多创新突出之作，形成本朝独有风格。因受伊斯兰教和道教等的影响，多装饰阿拉伯文、藏文和吉祥图案；大型盆器日渐增多，胎体渐近厚重，风格较前朝凝重，琢器多带器座，接痕日渐明显，大器足底远不及前朝细腻光滑，圈足较浅向内收拢；孔雀绿釉、三彩等品种成就卓著，成为名扬一时的名贵盆器。

明代西北屯田与西北开发

有明一代的屯田堪称发达，尤其是西北屯田更是前所未有，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称明代屯田“以西北为最”。明代的西北屯田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洪武永乐时期为第一阶段；宣德至正德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嘉靖万历（包括泰昌）时期为第三个阶段；天启崇祯时期为第四个阶段．

明人时尚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

任何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段，其间的转变会比较剧烈而且迅速，藉此可以看出其中时代转移的诸多迹象。若是将明代置诸大历史的视野，上加以观察，足见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当属一个转变剧烈的典型时段。明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大致可以正德时期作为分水岭。正德以前，纤俭、稚质、安卑、守成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最大特辱，正德以后，风尚颓靡，生活侈美，出现了一股追求艳丽、慕尚新异的风潮。

酒话连篇

明中叶作家陈铎有词日：“满朝混沌，嫌杀独醒人。”这是何等的悲哀!但又岂独乱糟糟的明朝正德时期如此？每个王朝的末世，无不如此。看出社会危机、说真话、敲警钟者便会遭逮捕、流放、杀头，甚至株连九族。

浅析明朝农民起义频繁的问题

明朝时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王朝,其间二百七十六年所爆发的农民起义次数比其他王朝都要多,且频繁程度也令人震惊。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提到:“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来,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明正德御窑彩瓷生产的阶段性及相关问题探讨——以2014年御窑遗址出土的新资料为中心

依据发掘出土地层的叠压关系及对出土遗物的研究,将2014年度江西省景德镇市明清御窑厂遗址发现的正德遗存可分为前后两段,大致以正德七年为界。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正德前后期御窑彩瓷的面貌和特点,认为正德彩瓷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在后期才逐渐成熟和完善的,其生产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与正德皇帝当政时期的政治政策,宫廷背景,时代背景,皇帝个人的品味、偏好等息息相关。

明代瓷器赏鉴巡礼之正德瓷器特征及辨伪文

《明史》评价正德帝：“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手除逆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唾近群小，至自署宫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正德帝鲜明的个性已经跃然纸上，其“谐谑率真”的帝王性格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其平易近人而调皮顽劣的个性，给人以极为深切的印象。那么,正德时期的瓷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正德阿拉伯文瓷：独善其“型”

明代正德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段较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大量生产装饰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瓷器，然而以这两种文字做装饰，最早可上溯至我国唐代，明代则始于永乐、宣德时期，随后天顺、成化、正德朝均有生产，其中以正德时期数量最多。

明正嘉年间山人文学及社会旨趣的变迁

本文着重研究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山人与文学 ,及其与社会旨趣 (如政治文化理想、道家的生命关怀、山水游热、道德主义立场的社会批判等 )变迁升降的深层关系。由此往后 ,山人的影响开始深刻地嵌入到明帝国文化的诸多方面 。

浙江龙坦青花窑址标本的成分特征研究--兼谈青花“浙料”的相关问题

本研究采用能谱仪对龙坦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青花瓷器样品进行了无损分析,通过数据分析与讨论,取得如下成果:(1)探明了龙坦青花瓷器胎釉组成特征与演变规律;(2)揭示了龙坦青花标本与景德镇青花瓷器标本的产地差异和形成原因;(3)研究了龙坦窑址青花瓷器所用青花钴料与《明实录》《天工开物》以及《陶冶图说》中记载的"浙料"之间的关系。本工作不仅为科学认识青花"浙料"以及浙江明代青花瓷器工艺特征、发展规律等相关学术问题提供了科学数据,也为相关遗址出土青花瓷器标本甚至外销青花瓷器的产地判别提供了新的参考数据。

明代“浙派”绘画艺术(下)

（接上期）继戴进之后“浙派”的另一员大将是吴伟（1459-1508）,字士英,又字次翁,号小仙,湖北武昌人。幼时孤贫,曾流落南京,后被收养。之后,在金陵地区受到权贵的赏识,画名渐起。成化、弘治朝应召供奉宫廷,赐予“画状元”印,由此名声大振,后世也多以“画状元”称之。因不堪宫廷之限制,辞归。正德时期又应召,因饮酒死在进京路上。

历代陶瓷器龙纹演变系列专稿之九 明代瓷器上的龙纹装饰(四)

明中期龙纹上承永宣,下迄嘉万,构成明代官窑瓷器的主导纹饰。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故宫的冯小琦先生在繁忙工作之余,继续为《艺术市场》独家撰写历代陶瓷龙纹鉴定的稿件,在此深表谢意。本期作者结合北京、台北两地故宫的藏品资料,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成化时期青花瓷龙纹特征。以后还将陆续推出有关成化时期彩瓷及弘治、正德时期瓷器龙纹鉴定的内容。

历代陶瓷器龙纹演变系列专稿之十一 明代瓷器上的龙纹装饰(六)

（三）正德时期龙纹瓷器 正德时期龙纹瓷器器型主要有尊、出戟尊、碗、盘等；品种有青花、青花黄绿彩、白釉绿彩等；龙纹有双龙、五龙、云龙、翼龙、行龙等；主要器物有青花应龙纹出戟尊、青花穿花龙纹尊、青花穿花龙纹盘、青花云龙纹盘、青花海水龙纹盘、青花海水龙纹碗、青花穿花龙纹碗、青花应龙纹盘、青花黄绿彩龙纹碗、绿彩龙纹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