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朝图:元旦、元宵与王朝正朔

清代苏州版画中岁朝题材的盛行,既有皇家推动,也有民间氛围,如蔡卫源版《岁朝图·梅雪争春》和桃坞主人版《岁朝图》。百子题材苏州版画中多有孩童燃放爆竹的场景,应与“春雷百子”的观念有关。清代苏州版画繁盛期与乾隆时期使用“年画”概念的时间相重叠,此时的岁朝图,也应与当时清宫的“年画”概念相契合。

正朔、正统与正闰

三代正朔所强调的合法性其针对点主要是被取代的前朝 ,至中古始发生变化。正朔所代表的合法性重心 ,由针对前朝转向针对他国。正朔首先是一种制度、行为 ,但它又的确包含有一种观念、意向。这样正朔就由原来的制度而逐渐派生出一种观念 ,即“正统论”。“正统”之义本出于血统 ,最初为一礼制之规定 ,而非政治之观念。作为宗法制度之政治实践与作为伦理观念之史书义例 ,正统两义之区分实不容忽视或抹杀。如果把后者称为“正统论” ,前者不妨称为“正统制”。

“庶事草创”与“十月至霸上”——论“汉初不改正朔”的历史书写

在汉代经学体系中,"改正朔"以示新命所在,乃是政权鼎革之际的必然行为。然而事实上,汉初并未改正朔,而是"袭秦正朔"。面对这一事实,《史记》《汉书》进行了历史书写的补救,"庶事草创"与高祖"十月至霸上"就成为"汉初不改正朔"的两种历史解释。这两种历史解释皆非"汉初不改正朔"的历史真实,而是经学化的正朔理论形成后的补救性解释。

日本古代“奉正朔”的虚与实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对周边国家产生过深刻影响。日本历史曾长期使用中国历法,被视"奉正朔",具有对中国王朝表示臣服的政治意义。本文拟阐述日本历法更替的过程,管窥"奉正朔"的实像,进而探讨"奉正朔"表象下中日关系的实质。

钱大昕《潜研堂集》再探一则——兼论明代的“龙凤正朔”问题

钱大昕在《潜研堂集》中提出"明不避龙凤正朔"说,认为明代对韩林儿政权的龙凤正朔并不避讳,进而认为"亦可见太祖之不忍显背伪宋矣"。但通过对明季史料的爬梳可以发现,《明实录》中对龙凤正朔是存在避讳的,朱元璋对韩林儿政权的态度也是不承认其正统性、掩盖自己曾参与韩林儿义军的史实。《明史》中出现龙凤正朔所反映的是万斯同等修撰者的态度,并不能反映明季的历史真实。

论刘知几的正朔观、华夷观及其向名实标准的转换——以《史通》为例

争正朔、辨华夷是中国古代史书写作的一大特色。作为史学理论家的刘知几亦难逃其影响,但《史通》相关篇章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非但不囿于传统,且与之颇有歧异。细加研究,方发现刘氏对此问题一直在思考、反省和探求。依笔者所见,刘知几更倾向于用名与实是否相符的判断标准来考察、评价历史与史著。

“正朔”考

"正朔"一词的本意与历法有关,正指正月,朔指每月第一日。三代新王朝建立有变历法改正朔的传统,所以"正朔"也就与王权的合法性结合起来。汉代之前,"改正朔"的针对对象是被取代的前朝。从王权的合法性来看,"改正朔"暗含时间上新旧王权的前后交替;两汉时期,"正朔"已蕴含天下统一的意思;到三国两晋时期,"正朔"所象征的王权合法性转变为空间上的针对他国政权而言的合法性。

“奉正朔”与做臣妾

古时专制帝王君临天下,不仅要求臣民绝对服从,还要求“外夷”也“奉正朔”(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表示对王朝的效忠和拥戴),即根据他登基时颁布的历法过日子记年号。明人笔记《玉堂丛话》云。

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

"改正朔、易服色"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曹魏的"改正朔、易服色"正是这一传统在汉晋之间发生变化的重要环节。魏文帝曹丕的"改正朔"不改历法而定服色、牺牲,奠定了由"禅让"所建的新王朝跟由"革命"所建的新王朝的不同的传统,即改历法与改服色可以不同步。此后,魏明帝"改正朔"恢复了历法和服色、牺牲同步改易的秦汉传统,这也是明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众多措施之一。魏晋禅代后晋袭用曹魏的正朔与服色,则奠定了中古"改正朔"的另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后的中古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只是限定在跟名分有关的领域内。

魏晋故事:西晋德制的确立与正朔服色问题

西晋在建立之初,为强化其正统地位,就建立了金德之制。并开始讨论王朝的正朔、服色问题,根据禅让不改正朔服色的理论,西晋政府决定继续沿袭曹魏的正朔服色。对于孙盛《晋阳秋》中关于"服色尚赤"的说法,笔者认为这里的服色当指车马。西晋通过正朔服色的制度,有意制造"禅让"的神话,企图消减魏晋鼎革过程中的武力胁迫的因素。这也形成了南朝时期禅代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为后代王朝所袭用。

宋人“《春秋》正朔辨”述评

汉、唐学者对《春秋》的正朔,即《春秋》记事所用历法问题,并无异议,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所用之正为周正。所以,正朔没有成为《春秋》家关注的议题。而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到了宋代,却聚讼不已。先是胡安国受程颐启发,强调孔子作《春秋》为万世制法,提出了'夏时冠周月'之说。

宋辽夏官帽、帝师黑帽、活佛转世与法统正朔(上)——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上师黑帽来源考

本文以黑水城出土《药师佛》唐卡黑帽上师身份的辨别入手,利用近年在宁夏、甘肃等地发现的图像材料,结合藏文史籍如《洛绒教法史》、《贤者喜宴》、《青史》等,重点分析黑帽与中原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王统正朔的渊源、西夏官帽对宋辽官帽形制的继承,进而讨论西夏后期帝师制度的出现及与僧官体系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作者梳理了噶举派藏巴帝师与热巴帝师在西夏长达数十年活动的史实,指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的黑帽来源于西夏帝师制度,代表正朔地位的黑帽的把持与传承引导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为蒙元至明代噶玛噶举教派用黑帽传承延续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为汉地将大宝法王封号作为教派活佛转世体系,为清代达赖、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的奠定,以及为后世中央政权与地方民族势力的交往等提供了范例。

宋辽夏官帽、帝师黑帽、活佛转世与法统正朔(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上师黑帽来源考

本文以黑水城出土药师佛唐卡黑帽上师身份的辨别入手,利用近年在宁夏、甘肃等地发现的图像材料,结合藏文史籍如《洛绒教法史》、《贤者喜宴》、《青史》等,重点分析黑帽与中原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王统正朔的渊源,以及西夏官帽对宋辽官帽形制的继承,进而讨论西夏后期帝师制度的出现及与僧官体系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作者梳理了噶举派藏巴帝师与热巴帝师在西夏长达数十年活动的史实,指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的黑帽来源于西夏帝师制度,代表正朔地位的黑帽的把持与传承引导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为蒙元至明代噶玛噶举教派用黑帽传承和延续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为汉地将大宝法王封号作为教派活佛转世体系,为清代达赖、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的奠定,以及为后世中央政权与地方民族势力的交往等提供了范例。

纪年与正朔──东南亚华文石刻一瞥(下)

虽然久在异邦, 侨居海外的华人常以各种方式寄托他们思念祖国、心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同时, 他们也以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方式, 表达他们对祖国政府的态度。从东南亚华文石刻中所使用的纪年及奉行的正朔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出东南亚华侨中不同社群的不同政治信念。

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阳历认知——兼论历法从“天学”到“科学”的近代转变

历法既是规定民众社会生活的基本时间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步入近代之后,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旧历的合理性不断遭到质疑,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更使得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萌生了改用阳历的实际需求。从晚清至民国,知识分子对阳历的认知日趋客观和全面,附着于历法之上的政治正统观念不断剥落,科学和实用精神占据了思想的主导。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历法科普工作,有效地革除了人们观念中残存的不合时宜的迷信观念,强化了人们的科学观念。

中国古代历书之纪年表初探

纪年表是传统历日中关乎王朝正统性的重要内容。文章运用历日实物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首先考索纪年表这种形式从唐宋到明清的发展脉络。又进一步聚焦于明代大统历日,阐述其纪年表体现制度特征的两种类型:一、追改纪年,即当下朝廷为昭示自身合法性,在纪年表中追改前任统治者之年号纪年;二、改元易号,即造历需要与改元衔接,纪年表亦随之更新年号。最后,文章对中国古代颁历授时传统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诠释。

梁元帝江陵焚书史事探微

梁武帝、梁元帝均热衷于读书、著书,重视藏书建设,其在位期间的藏书数量达到南北朝高峰。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和梁元帝大规模藏书的背后,反映了图书、衣冠礼乐与正朔观、国家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传统典籍和衣冠礼乐制度所蕴含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政权正统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对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具有重要作用。梁武帝的功业显示了图书、衣冠礼乐在为分立政权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促进国家统一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梁武帝、梁元帝的最终失败反映了文化的局限性。国家统一的实现,除了文化建设带来的正统性外,还需要民族融合的成熟和其他条件的支撑。江陵焚书反映了梁元帝面临失败时内心的困惑和不甘。

历书作为媒介物与“睹历思明”——当尊周思明的朝鲜人面对历书

朝鲜被清朝征服后,仍长期以明朝为正统,形成了强烈的尊周思明文化心态。文章讨论了有清一代朝鲜君臣对于不同历书的复杂情感,以及特定的处理方式:明朝先前所颁之《大统历》历书,勾起了朝鲜君臣关于明朝以及皇帝恩情的历史记忆,他们将旧历书视为故国遗物,对其倍加珍视与尊崇;由于朝鲜通行的历书——清朝所颁《时宪历》以及观象监所制之历——刊载有清朝年号,士大夫们对其相当厌憎,甚至对其加以改造。朝鲜人的“睹历思明”现象,有助于今人反思古代东亚世界中,历书作为媒介物在不同情境下的性质变化。

西周开国于周文王

西周不始于武王克商,而始于文王受命称王。看历史上一个朝代的开始时间,不能简单地看它是否取代了前一个朝代或政权,而应该看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文王承受天命,本身就表现他成为代天行令者,周自然也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文王毁掉文丁、帝乙的宇宙,不再用殷商历法而自定正朔,在丰建都与殷分庭抗礼,以及断虞、芮之讼等历史事实,都说明从文王受命以来,西周已不附属于殷,而成为独立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