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规制及共犯责任

帮助行为正犯化是积极主义刑法观在刑事立法中的典型表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独立罪名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存在具体犯罪共犯与本罪正犯责任类型,以致实践中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司法认定存在立场不清、界定标准不一、界限不明确等问题。为避免针对帮助行为刑罚适用的不当扩张,应立足于二元犯罪论参与体系,以帮助行为正犯化独立的法益侵害性为基础,通过在主观方面厘清正犯的明知与共犯的犯意联络,在客观方面对正犯化的帮助行为类型进行相当性解释,严格把握本罪中“情节严重”的罪量要素来区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责任和共犯责任,进而实现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准确认定。

归责视野下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研究

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现象的解读,应坚持正犯性立场对应单独归责、共犯性立场对应共同归责的思路。面对网络共犯的特殊结构,整体性归责、连带性归责为代表的共同归责思路已然无法适用,不能成为正犯化的归责依据。相反,单独归责才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得以正犯化的归责依托,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治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现实需求。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单独归责的最高级表现。为避免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单独归责的过度化,应当对正犯化的罪名适用进行限制。

正犯化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针对网络犯罪中存在的某些帮助行为,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有关帮信罪的一些理论争议和适用疑问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首先讨论了目前关于本罪性质的主流观点,比较这些观点,确定了本罪属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性质。然后讨论了本罪与中立帮助行为的关系,否定了本罪的设立将限缩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空间,肯定了本罪设立的正当性及现实意义。最后讨论了正犯未着手实施犯罪时,对本罪的实施提供帮助行为时的本罪适用问题。在坚持正犯化的立场下,针对正犯未着手实施犯罪的场景,关联犯罪是否着手实施并不能决定本罪网络帮助行为的不法,不能作为网络帮助行为的可罚性的出罪依据,只能在认定该网络帮助行为具备可罚性的基础上影响量刑的轻重。针对为本罪的实施提供帮助行为的情形,本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已经在刑法规范上具有了独立的不法属性,本罪行为即是正犯的行为,那么对本罪提供帮助行为的人即是帮助犯。

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进路及其反思

“破”共犯、“立”正犯的帮助行为正犯化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种立法模式。对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和类型化的犯罪行为,应独立定罪,单独处刑,予以正犯化处理;对于一般违法犯罪行为,应依据既有共犯理论和刑法分则已有罪名处理。这样既符合刑法实质正义和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又有利于积极的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实现和惩罚犯罪、保证人权的刑法机能的发挥。我国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路径选择应在对帮助行为做出有无正犯化必要的区分的基础上,依据二元制参与体系的理论前提,采用双层二元制参与共犯体系作为评价思路。

刑事立法帮助行为正犯化进程中的共犯独立性提倡——从共犯从属性的理论症结谈起

我国近年以来的刑事立法,增设了大量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罪名。传统共犯从属性的理论症结在于现实性滞后与体系性脱逸,其突出表现于网络犯罪领域以及"帮助自杀"、"正犯背后正犯"等问题。而相对于共犯从属性的共犯独立性理论更加符合现时代的刑事政策意蕴而值得提倡。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研究

以《刑法修正案(九)》对帮助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定为契机,学界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限制正犯体系为理论前提,否定说和肯定说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是否应当正犯化得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折中说的观点,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正犯认定标准,结合各种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对网络接入帮助行为,不应对其正犯化。对普通网络链接帮助行为,亦不应对其正犯化;对深度网络链接帮助行为,应对其正犯化。对网络存储、推广等帮助行为,有必要对其正犯化;反之,对非网络存储、推广等帮助行为,则无对其正犯化之必要。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误区与理论校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数量急速增长的背后,存在司法适用的若干误区。本罪立法已包含刑法干预早期化的思想,其司法适用不宜再过度强调预防性特征,应在绝对的共犯独立性和严格的共犯从属性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正犯行为相对宽松的事实性制约。本罪被帮助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都在司法适用中被过度放低。被帮助行为的罪量要求只有在一对多共犯参与模式中才能例外性地放宽,帮助行为的罪量认定则应牢牢把握不法关联性,审慎对待银行卡流水金额这样的泛化标准。应当对本罪主观明知进行限制解释,适当收缩推定规则的适用,防止责任主义原则的弱化。本罪的司法认定应在积极治理网络犯罪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取得平衡。

网站侵权行为入罪思考——以共犯行为正犯化理论为破解思路

许多网站为网络用户提供免费存储空间供网民自由上传、下载文档,本身并不直接参与侵权作品的复制、发行,但实际上却提供了发行"帮助"。如果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处罚,存在正犯不构成犯罪、缺乏犯意联络等局限性;用我国《刑法》现有罪名评价,又不符合相关罪名的规范性特征。最有效的定罪思路应当是通过"共犯行为正犯化"理论将网站的"帮助行为"直接解释为"实行行为",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罪量刑,或者另定其他罪名。

共犯行为正犯化思路破解网站侵权入罪难题

许多网站为网络用户提供免费存储空间供网民自由上传、下载文档,本身并不直接参与侵权作品的复制、发行,但实际上却提供了发行"帮助"。如果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处罚,存在正犯不构成犯罪、缺乏犯意联络等局限性;用刑法现有罪名评价,又不符合相关罪名的规范性特征。最有效的定罪思路应当是通过"共犯行为正犯化"理论将网站的"帮助行为"直接解释为"实行行为",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罪量刑,或者另定其他罪名。

拟制正犯的法教义学审视

拟制正犯是指刑法分则中将某些原本属于犯罪帮助或者教唆性质的行为单独定罪的情形,这是一种从立法上对共犯进行限缩而对正犯进行扩张的现象。类似规定的存在并非偶然,更不是立法者的率性而为,而是基于法益保护、共犯理论、刑事政策以及司法实务等方面的多重原因产生的。这些条文将某些狭义共犯独立入罪,无疑对刑法总则中的相关规定以及共犯理论带来影响,引发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冲突。立足于分则规定分析、解释总则,可以厘清拟制正犯立法现象对总则及共犯理论的影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认定——兼论“挂失取走本人账户下他人财产”行为的定性

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客观上根据限制从属性原理要求行为人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侵害法益的行为提供帮助,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确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不要求明知是何种罪名的犯罪行为以及具体犯罪经过如何。为了激活本罪适用并提升司法效率,《刑法》第287条之二第三款的适用前提仅限于行为人与被帮助者之间存在实施相关信息网络犯罪的意思联络。此外,对于本罪的高发关联行为“挂失取走本人账户下他人财产”行为成立盗窃罪。

网络犯罪参与行为刑事责任模式的教义学塑造——共犯归责模式的回归

我国网络犯罪归责模式经历了从正犯向共犯正犯化归责模式的演变。网络犯罪共犯正犯化的解释模式与立法范式是实质正犯理念的本土化误用,导致规范体系解释的进退维谷、网络犯罪阈限的间接延展、共犯参与类型的弱化销蚀。这并非化解网络共犯归责困境的妥适之途。当前应立足我国共犯立法体例,整合共犯教义学智识资源,建构契合共犯双层分类标准的共犯归责模式,采用最小从属性说弥合参与行为处罚间隙,选择行为共同说疏通犯意联络障碍,从而对正犯化的共犯行为予以正本清源,实现共犯归责模式的理性回归。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探究

我们不应认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中立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出罪根据在于,基于利益衡量阻却违法性和否定客观不法构成要件本身。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与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他人利用自己的帮助实施犯罪无关。如果行为人所提供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软件、网站、缓存等服务符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亦未深度参与他人的犯罪活动,就属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即便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将利用这些服务实施犯罪,也不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正犯与诈骗等罪的共犯。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的刑法介入

由于网络犯罪途径的多样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行为模式和罪量因素在适用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解释。以违法犯罪内涵为判断标准的非法性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本质特征。违法犯罪是指满足不法构成却不满足责任构成的行为,故排除仅满足定性却无法满足定量要求的行为。信息网络应当进行严格解释使其更符合其开放性特征。若行为人实施非法利用行为同时触犯了其他罪名,按想象竞合论处。若实施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后又实施其他犯罪行为,除诈骗罪、诽谤罪等罪之外,应当数罪并罚。

论作为兜底罪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随着网络产业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数量逐年上涨,由此引发对该罪名立法设定与司法适用广泛而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批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兜底罪名的见解层出叠见。为规范该罪名的现实运行以及释放该罪名的内在价值,我国应立足该罪的本质意涵,肯定该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本质,科学看待其兜底罪名的性质特征,重新审视过往对于兜底罪名全然否定的标签,明确该罪的积极意义。在立法设计方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网络犯罪非接触性、去地域性以及分工离散性的特点,以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支援为核心要旨,体现“围点打援”的犯罪打击策略,实现对网络犯罪本身的治罪和治理,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策略方面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方面,首先,应当保障罪名适用的处罚正当性,精确罪名的可罚性等价程度,实现罪名处罚的正当性;其次,应建立定罪量刑的归类模型,对行为定罪量刑进行归类分析,构建使法秩序得到统一的结构模型;再次,应规范不同层级罪名适用条件,拒绝随意化与扩张化地认定犯罪;最后,应准确把握明知要件的适用条件,防止帮助行为自身类型化特征不足而诱发的罪刑法定原则危机,充分释放该罪在信息网络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价值,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的适用困境及其激活路径

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在司法实践中沦为僵尸条款,亟待明确其立法性质,探求激活适用之路径。本罪保护的法益为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同时涵盖网络主权、人身安全等附随法益,其性质为特定帮助行为正犯化,而非组织犯或量刑规则。司法实践中本罪呈现出“热”立法与“冷”适用、被传统赌博犯罪替代和罪刑倒挂的困境,其成因在于罪量标准的缺失、区分规则的模糊和法益衡量的恣意。应合理设定罪量标准,保持与传统赌博犯罪的体系相协调,结合法益保护目的明确“其他严重情节”;本罪与开设赌场罪的区分应以行为的控制力和作用力为区分标准,组织行为同时成立两罪,依据想象竞合择一重处断,而单纯的聚集、招揽行为仅成立开设赌场罪共犯;应警惕本罪可能面临的扩张化、重刑化风险,将中立帮助行为排除出犯罪圈,严格限定“组织”的成立范围。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理论反思——基于12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两大理论争议:一是该罪是否属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二是如何确定该罪的处罚边界,但根本分歧在于对帮助行为是否可以脱离共犯从属性和对帮助行为入罪条件的回答。在观察120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的裁判文书后可以发现,量刑规则说无法满足实践需求,帮助行为正犯化说和累积犯说不如协作犯罪说更能妥当解释该罪的正犯性;“明知”应指对犯罪活动的概括性认识,但需谨慎适用推定;“犯罪”应指《刑法》分则的行为类型,无须满足罪量限制。

正犯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律适用研究

为解决信息网络犯罪产业链中的独立性和危害性问题,学界提出量刑规则说、共犯行为正犯化说、中立帮助行为说等观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对共犯行为正犯化的实践,应当妥善把握立法的包容性和司法的审慎态度之间的关系,对“明知”“犯罪”“情节严重”等标准的内涵做严格的把握,使该罪名真正发挥对不断变化发展的信息网络犯罪样态的兜底作用,并时刻警惕刑事责任不当扩张。

非确定性背景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归责——基于实行行为视角的思考

当代互联网空间结构具有显著的非确定性,其对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和刑法概念体系的解构,促成了刑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制朝着预防性转向。这在我国刑事立法修改中得到充分体现,对刑法规范确定性的基石提出了挑战,可能导致刑法的不当扩张。为了规避其负面影响,在既有条文已经生效的背景下,应在司法层面厘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类型及其归责路径,对其予以限缩解释。以此观之,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纯正不作为构成帮助的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体现了我国刑法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处罚上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有限承认,应通过限缩解释限缩刑法的处罚范围,维护互联网发展的活性秩序。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与适用

自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伊始,学界聚讼纷纭。基于此,可在明晰帮信罪立法背景的基础上,将本罪界定为帮助行为正犯化,同时剖析作为本罪核心要件的“明知”和“犯罪”,得出“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两部分、“犯罪”应被解释为“符合犯罪行为意义上的广义犯罪”之结论,实现对本罪司法适用环境的优化,提升本罪定罪量刑之效率与精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