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坟之争: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居住正统性与地方秩序建构

一起争夺祖坟的案件引发我们对清水江下游地区复杂人群关系的探究。明清时期的清水江下游地区,围绕着木材的种植与经营活动,世居乡民与外来移民在这一区域内不同村寨内展开了一场合作与争竞并存的长期互动过程,形成了此区域内不同人群交往活动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表达。对于“起源优先”原则的强调正是对于“居住正统性”的诉求,也体现了这一区域社会内的地方秩序的具体样态。

秦人天命的构建及其“正统性”审视

春秋以来,秦人的天命观念在意识与仪式两个层面完成构建,其信仰格局由“天”“祖先”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发展到“天”与“皇帝”合体的人格上位神崇拜,最终取代周人天命的超验上位神崇拜。在意识层面,秦人通过分享原属周人的天命,藉“周秦一体”与“五德终始说”改造“天”的性质;在仪式层面,秦人通过设置“畤祭”来体现“天”“祖先”合体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先后置西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畦畤,祭祀以白帝少皞、青帝太皞、黄帝、炎帝面目对应的“上帝(天)”,并发展到以封禅祭“上帝(天)”、以雍四畤祭“四色帝”、以祠祭祖先的信仰格局。秦人的天命观念包含三方面的特质:在早期功利性色彩下对“德政”的回避;在周秦嬗代过程中与“德运(五德)”的挂钩与脱钩;在大一统信仰格局下“天”与“皇帝”的合体,其最终形态存在无法自洽的内在矛盾。取而代之的汉人通过对秦人天命的“正统性”审视,从正当性、唯一性、连续性三个维度程度不一地否定秦人天命的存在:以正当性标准而论,斥秦政为“暴政”;以唯一性标准而论,认为秦以诸侯身份亡其国,享诸侯之命,不具备天子之命的唯一性;以连续性标准而论,汉人分别依据“五行方位”“五德终始”“三统”等说提出多种解释“秦汉相继”之理论方案,对秦汉相继有一个从逐渐认可再到强烈否定的过程。

传统文化教学的正统性与实践性

“坚持立德树人,增强文化自信,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提出的课程基本理念之一。其中,文化自信的基础便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使传统文化教学成为高中语文课程的重要内容构成。同时,《课标》也提出“以核心素养为本”“加强实践性,促进学生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注重时代性,构建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等理念。

构建正统: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的西周拟态论

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与西周成、康、穆三王谥号相同,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谥号中比较罕见。成、康、穆三王是西周毋庸置疑的天下共主,东晋皇帝谥号的西周拟态现象很可能是效仿西周的“故事”进行政权正统性和合法性的构建。这种构建分为两个方面:对外而言,东晋通过册封、赐谥、接受朝贡等方式,在华夷体系下构建以东晋为华夏正统的天下格局;对内而言,司马皇室、门阀士族之间多方力量共同作用,利用西周诸侯拱卫周王室与士族官僚辅佐东晋皇室的相似之处,塑造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的选定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

秩序的正统性问题——再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

笔者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倡通过制度性妥协和程序设计把法治国家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的中国改革思路。但是 ,在这个论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主要表现为试图在法治与民主之间划清界线、各持一端的倾向。本文以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为线索 ,围绕秩序的正统性这一核心问题 ,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践经验 。

包容神圣:清朝皇帝的文殊形象与藏传佛教的臣服——正统性传承中主导性虚构的凝聚力作用

在藏传佛教首领与清朝皇帝的交往中,尊称清帝为文殊师利大皇帝。考辨这一称号的由来,可以论证这一称号代表了佛教对于皇权的臣服,是中国作为大一统帝国正统性传承序列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断裂,皇帝作为主导性虚构在清朝正统性中起到凝聚力的作用。

孙吴政权正统性观念的构建——兼论吴晋争夺天命

三国政权中,唯独孙吴建国面临合法性、正统性的巨大缺失,孙权把称帝与孙吴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与“东南有天子气”“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说法绑定在一起,以宣传孙吴是天命正统。这在盛行天人感应与谶语、童谣、民谣广为流布的时代中,是很起捕获人心和政治宣传作用的。孙皓即位不久,魏蜀皆灭,只剩下吴国与西晋对峙。故而符瑞又被孙皓重新用作二国争天下时的政治策略,因此孙吴这个正统性、合法性最差的政权,反倒成为三国中生存最长的国家,并且以一国之力与北方强大的晋国对峙十多年。

汉字入苗疆:清水江文书的正统性建构

清水江文书是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保留下来的汉文文献,涉及到清水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些文书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继承当地少数民族"刻木为契"以及习惯法的基础上,用规范的文字进行置换,这个过程即称为"汉字入苗疆"。从中央王朝向清水江流域引入汉字的过程分析当地少数民族如何对国家政策进行回应与接纳,从中发现"汉字入苗疆"的结果体现为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接纳以及关系的密切和频繁化,这正是一种正统化的提升,而其正统化的具体体现为融入到文书中的汉字,有鉴于此,这段过程理应理解为清水江文书正统化的建构。

祖先的文化正统性构建与社会结合——以广东省Y市H岛陈氏宗族为例

如何理解儒家思想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构建祖先文化正统性进行社会结合,是汉族社会亲属关系构成的重要途径,这也使孝的思想得以落实在对祖先的崇拜、宗族的构建当中。即使是海岛型的华南汉族社会,其实现社会结合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基于行孝实践以及对祖先的集体记忆,依照不同时期正统性的特征,构建起祖先文化正统性,组成联宗组织。

君主立法及其道德限度——关于立法正统性的一个历史视角

立法正统性是指人们对统治者立法权的获得、行使及其产品的道德认可和信从。中国传统社会君主立法的正统性来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尤其存在于儒家圣贤人格的设计中,即通过由圣转王、圣王一体来确保君主立法的道德合法性。

论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正统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欧美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苏联改革模式的失败以及"中国模式"强烈示范效应的发挥,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重新兴起。它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主张建立形式多样的社会所有制结构,把平等、效率与民主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这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科学分析和谨慎对待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而并非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正统"。

明清时期黔西南地区的攀附、正统性与社会建构分析——以贵州鲁屯李氏家族为个案

自明初调北征南和清改土归流以后,大量外来客民涌入黔西南。他们的到来引发了和当地土著的冲突与竞争。当王朝国家势力进入后,无论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客民,都选择了顺从王朝国家的发展,以"攀附"这一特殊的策略建构着他们的应对。"攀附、正统与社会建构"的这一过程反应了清代黔西南地方历史的发展。以一定代表性的"鲁屯李氏"作为个案研究,有利于我们窥视这一时期历史过程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正统性”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正统说"与"异端说"的尖锐对立。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须保留正统概念。评价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理解的正统程度必须首先确立评价所依据的正统标准,而所谓的正统实际上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苏联1931-1936年所确立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正统——对立统一规律处于核心位置,而随着1938年《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这种所谓正统已然发生相应改变。倘若以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期所确立的正统为衡量基准,那么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毫无疑问具有正统性。

《祖堂集》与石头宗的正统性建构

《祖堂集》作为与“石头宗雪峰系”有着深刻关联的灯录体著作,带有明显的宗派倾向。在嗣法传承方面,《祖堂集》致力于构造排他性的传法谱系,将石头宗确立为绍续六祖真法的嫡出支脉;在祖师形象方面,《祖堂集》借助虚构与对立的文学手法,将石头宗创始人希迁和尚塑造为“正法眼藏”的合法继承人;在禅法思想方面,《祖堂集》透过对马祖禅“即心即佛”教法的批判,将石头宗树立为如来藏精神的真正传承者。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祖堂集》有意识、有系统地凸显了石头宗在南宗禅门的正统性地位。

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

《魏书》对尔朱氏所立的孝庄帝、元晔、节闵帝及高氏拥立的元朗、孝武帝有不同的书写。元晔不预《本纪》,元朗仍为帝,却被淡化存在。因高欢本属尔朱荣势力的“拥帝派”,又以为君父报仇之名与高乾兄弟合作“举义”,孝庄帝的历史地位便不容否定,高欢为此不得不废节闵帝改立孝武帝。孝武帝入关,高欢以“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改立新君,更令孝静帝认孝明帝为父,使“高祖有祀”,强化统治正当性。《魏书》沿袭高欢基调,批孝庄帝让“高祖不祀”,称节闵帝“雅道居多”、孝武帝“悖德为甚”,将节闵帝等三帝之帝号、王号并举,建构北魏孝明帝—东魏孝静帝—北齐文宣帝的君位继承,便有创造东魏北齐承袭孝文帝国统的目的,暗藏提高东魏北齐正统性的用心。由此,也能一窥《魏书》高度推崇孝文帝的原因,及孝文国统对北朝末期政治演变的影响。

新创企业管理者关系对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正统性的视角

从制度正统性的视角分析了新创企业利用管理者关系建立竞争优势和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机理,提出了以下4个主命题:管理者关系有利于新创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管理者关系有利于新创企业建立制度正统性;制度正统性有利于新创企业建立竞争优势;新创企业竞争优势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绩效。研究成果填补了现有理论空白,可为新创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实践指导依据。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清廷正统性的历史书写

清高宗乾隆帝登极后,接续其父祖“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正统话语,借由对前朝史特别是南明史的重构以形塑清朝正统地位。始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敕纂,便是其正统性建构的具体措施。尽管宣扬南明抗清诸臣的忠君大义与强调易代之际清朝的正统地位看似存在矛盾,但《诸臣录》借以史料取舍、人物编排、书写详略等方式,以去政治化的历史叙事手法,尽量淡化明清交替时的民族矛盾与抗清主题,在二者间取得了相对的平衡。

从保生大帝及其庙宇传说看民间信仰的正统性

透过保生大帝及其庙宇的传说,探讨民间信仰的正统性。研究发现"正统"的观念影响民间信仰的运作甚深,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在政治正统性方面,国家运用赐额、赐号的制度来控制地方、巩固王权,民间亦争取将在地信仰纳入国家祀典,赋予神庙正统的地位;在文化正统性方面,文化菁英积极塑造地方神明"儒家化"的形象,民间也流传神明富有忠孝仁爱精神的神迹传说,成为体现儒家伦理道德的最佳典范;在血缘正统性方面,民间相信神明祖庙的地位最高、灵力最强,因此常有祖宫之争,子庙也透过各种方式来连结祖庙,以提升自身的地位与灵力。

国外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关系问题——以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第一次论战为例

20世纪60年代,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第一次论战主要围绕"毛主义"是否存在而展开。以史华慈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了"毛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正统"相背离的"异端论",而右翼学者魏特夫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阴谋论",认为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是一场莫斯科在远东的阴谋。虽然论战双方所具有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以及经验主义研究方法限制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但这场激烈的论战实际重新提出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关系问题,使得国外毛泽东研究对毛泽东思想的勾画第一次具有了学术深度,通过批评激发了学术的思考,对后来国外毛泽东研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