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坟之争: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居住正统性与地方秩序建构

一起争夺祖坟的案件引发我们对清水江下游地区复杂人群关系的探究。明清时期的清水江下游地区,围绕着木材的种植与经营活动,世居乡民与外来移民在这一区域内不同村寨内展开了一场合作与争竞并存的长期互动过程,形成了此区域内不同人群交往活动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表达。对于“起源优先”原则的强调正是对于“居住正统性”的诉求,也体现了这一区域社会内的地方秩序的具体样态。

秦人天命的构建及其“正统性”审视

春秋以来,秦人的天命观念在意识与仪式两个层面完成构建,其信仰格局由“天”“祖先”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发展到“天”与“皇帝”合体的人格上位神崇拜,最终取代周人天命的超验上位神崇拜。在意识层面,秦人通过分享原属周人的天命,藉“周秦一体”与“五德终始说”改造“天”的性质;在仪式层面,秦人通过设置“畤祭”来体现“天”“祖先”合体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先后置西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畦畤,祭祀以白帝少皞、青帝太皞、黄帝、炎帝面目对应的“上帝(天)”,并发展到以封禅祭“上帝(天)”、以雍四畤祭“四色帝”、以祠祭祖先的信仰格局。秦人的天命观念包含三方面的特质:在早期功利性色彩下对“德政”的回避;在周秦嬗代过程中与“德运(五德)”的挂钩与脱钩;在大一统信仰格局下“天”与“皇帝”的合体,其最终形态存在无法自洽的内在矛盾。取而代之的汉人通过对秦人天命的“正统性”审视,从正当性、唯一性、连续性三个维度程度不一地否定秦人天命的存在:以正当性标准而论,斥秦政为“暴政”;以唯一性标准而论,认为秦以诸侯身份亡其国,享诸侯之命,不具备天子之命的唯一性;以连续性标准而论,汉人分别依据“五行方位”“五德终始”“三统”等说提出多种解释“秦汉相继”之理论方案,对秦汉相继有一个从逐渐认可再到强烈否定的过程。

从“另类”到正统:《明实录》对陈献章的历史书写

《明实录》关于陈献章的记载存在抵牾。宪宗实录编修时,史官们以程朱理学为正统,陈氏及白沙心学被视为“另类”,因此陈氏传记多为负面记载。孝宗等朝实录编修时,白沙心学渐从“另类”转变为正统,信奉心学的史官们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历史话语权,相关记载遂以正面为主。这是陈氏及白沙心学沉浮境遇在明代当朝国史中的反映。宪宗实录中陈氏传记未必真实可信,却展现出历史的另一面相,其书写价值值得重视。这例个案的考察,反映出实录编修在追求“价值正确”过程中面对“另类”与正统转变的困窘。

统合胡汉:代都旧制、正统叙述与六条诏书所见西魏政治文化

自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以来,学界多从宏观视角讨论西魏的制度,对政治文化的细节与落实措意不多。在立元宝炬为帝,以及改尊神元帝为太祖的政治行为中,西魏举出了“代都旧制”的“胡”的旗号。同时,西魏运用了具有儒家特质的大诰文体和六条诏书以叙述正统,并要求官员的选拔与行政遵循基本的儒家伦理,又体现出“汉”的一面。北朝后期历史常常呈现出胡汉对立,但这些看似矛盾的“胡”与“汉”特性,实际上是目标一致的一体两面政策。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均是西魏在弱势的情况下,为建立自身政治文化而力图吸引并整合政权内部的不同人群。

西夏正统司考

西夏的统军包括正统军和副统军,属于临时派遣的机构。战时驻扎在边境军中,管理军马头项,负责指挥边界的军事防守。战事结束,返回京师,其正副统一般由节亲、宰相或京师官员担任。根据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乙种本可知,统军(■■)属于权位(■■)。西夏的统军相当于五等司中的次等位。本文论述了西夏正统司和统军司的设置,正统司下设职官及其相关文献中任职者情况和正统司的职责等问题。

正统化与世俗化:宋代以来王灵官信仰的历史考察

王灵官信仰萌芽于北宋,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在明代以前并不为官方所重视,其人物事迹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明永乐年间,由于明成祖朱棣崇祀道教,王灵官得以进入国家祀典,受到官方的重视和推崇。明代中后期,虽然儒家知识分子对王灵官多有批评,但由于统治阶层的提倡以及道教经典的传播,王灵官信仰在民间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清朝建立后,宗教政策为之一变,对道教采取防范和限制态度,王灵官信仰亦受到一定影响。这一时期的王灵官信仰亦应时而变,开始走下层民众路线,其职能也因迎合民众的社会需求,愈发多元化。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道教神灵信仰与国家祀典和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

正统·史实·道统:唐代禅让观念的演变

唐代禅让观念包含着正统、史实和道统等多方面思想内涵。从正统角度来看,隋唐之间的禅让关系是唐初统治者树立和宣扬本朝正统性的重要依据,但随着唐代正统观念的演变,禅让政治模式的正统价值日渐衰微。从史实和道统的角度看,禅让观念在唐前期与中晚唐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唐代前期,人们从史实出发,对魏晋禅让乃至尧舜禅让提出了批评与质疑。而中唐以后,随着儒学思想复兴和道统论的构建,尧舜禅让的道德崇高性得以重塑;同时,人们对于从禅让到世袭的转变,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禅让之事的合理性作了系统的阐释。

现代性中的传统:英印殖民统治和正统印度史学的创生

正统印度史学通过雅利安文明叙事建构了一个“传统性”的历史空间,而新印度史学通过以莫卧儿帝国为起点的新历史叙事建构了一个“现代性”的历史空间。以托马斯·梅特卡夫为代表的新印度史学家将正统印度史学解读为英印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虚构。本文通过追溯正统印度史学产生的历史社会学脉络,表明正统印度史学的知识建构同18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历史空间的现代转型和印度殖民地现代性的历史密切相关。正统印度史学建构的传统性历史空间本质上是殖民地现代性的发明和创造,而并非是对前现代印度历史的客观呈现。正统印度史学本身则构成了英印殖民主义国家治理术所依赖的知识工具之一,从而应被看作英印殖民统治历史的一部分:它是一项殖民主义知识工程。

宋、辽、西夏、金德运与正统关系比较刍议

宋、辽、西夏、金时期,汉族建立的中原宋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并立,各政权之间以正统相标榜:宋承周统,金承宋统,辽承晋统,西夏承唐统,并为其正统论寻找德运依据。相比于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宋朝在构建正统地位时有着文化和地域上的天然优势,宋朝立国之初便有德运之争和正统意识,而辽、西夏、金则是随着文明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进而利用德运等多种手段塑造自身正统地位。宋、金将德运作为一种显性和必要的手段来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火德和土德分别是宋、金官方论证后的法定德运;辽、西夏更多的只是将德运作为一种塑造自身正统地位的参考依据,其德运并未上升到法定德运的地位。辽、西夏、金利用德运来构建自身正统地位一举背后反映了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力影响及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认同观念。

试论十七至十八世纪关于正统观的辩论

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经历过天崩地坼式的社会变革,但看待正统问题上则有不同的考量。明朝遗臣往往从南明的角度切入,多主“正”说,认为人心和血统是决定“正”的重要因素。面对清朝士人的质疑,他们用道统的角度解释南京不北援的原因,并着重点明南明继承了北京的正统,继而提出南明亡则统绝的观点。仕清士人从清朝入主中原的“势”入手,主张重“统”说,直至雍正时期才重新将主“正”说作为解释清朝正统的重要理论依据。不同正统观的解释实际是不同的政治话语,是士大夫及所属政治群体对于明清之际变革之下自身政权选择的身份认同,并在清朝华夷一统的大环境之下渐趋统一。

宋代闽西定光佛信仰的“在地化”与“正统化”演变

定光佛信仰源于北宋初年福建武平县和汀州州城的民众对当地僧人郑自严的崇拜。宋代,随着移民的流入和地方社会的开发,产生于移民中的定光佛信仰逐步在闽西地区流传,由一个外来的信仰逐步“在地化”并“正统化”,是移民为定居和融入当地社会所采取的一种文化手段,成为闽西地区最主要的信仰之一。宋代闽西定光佛信仰的产生、流传演变,立足于移民族群需求和国家推崇的基础,不仅反映了闽西佛教信仰流传的状况,也是当地族群认同、山区开发、国家控制共同作用的产物,成为宋代南方山区开发和地方社会治理的缩影。

蜀汉正统视域下的诸葛亮七擒孟获

三国历史上的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深切地展示了诸葛亮建构华夏正统在仁德而不在地理的努力。在对待以孟获为代表的南中民族问题上,诸葛亮审慎地反思汉代的德柔和威服民族政策,有意识地区别于曹魏政权的武力震慑民族政策,改而采用攻心的以德怀远民族政策,树立起“恢复汉室”和“蜀汉正统”的旗帜。

历史解释与王朝认同——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论研究

基于对南宋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南宋士人在诠释三国正闰时,皆以蜀汉为正,魏、吴为闰。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诠释,一是以帝王血胤为依据,表明刘备以汉室后裔身份建立的蜀汉政权当属正统;二是基于汉王朝连续性的角度,将蜀汉作为西汉、东汉的继承和延续。在此基础上,南宋时期编纂的三国史书中,或将蜀汉帝王纳入“帝纪”,或取蜀汉年号纪年叙事,直观呈现蜀汉的正统地位。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主张,与南宋君主的帝室血胤以及“赓续”北宋的立国方式紧密相关,是其王朝认同意识在历史解释层面的典型反映。

三國時期的遥領與正統觀念

魏蜀吴遥領的時空特徵迥異。魏遥領時間存續短暫,空間分布範圍有限,與降將密切相關;蜀前期遥領時間存續長,空間分布集中於臨近地區,與招懷邊民密切相關;蜀後期和吴,遥領時間存續長,空間分布不限於臨近地區,但吴遥領依然處於實際控制區輻射下,與交分天下盟約密切相關。上述差異涉及三國正統觀念問題。魏和蜀前期,均認爲自身是九州之内唯一合法政權,其他政權占據土地僅是軍事失地,遥領大都出於招懷邊民、安撫降將等軍事目的;蜀後期和吴,因盟約而遥領,遥領在時間上常態化、空間上普遍化,實質以放棄正統性訴求爲前提。

王夫之正统论与遗民生命意义的建构

作为十七世纪立场最坚定的明遗民之一,王夫之在其正统思想中植入了遗民群体对生命价值与使命的深刻思考,并重估了正统论中若干关键性概念。他首先强调华夏治道与民族身份、特殊地理空间的对应关系,确立易代之际遗民存道的必然性。同时又在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内,重新评价了统一和善治之于王朝正统性的意义,消解了清朝对士大夫群体在合法性上的吸引力,最终在正统复兴与遗民存道之间建立起关联,为遗民群体的存在构建了生命意义。

超越苏联“正统”的一次重要尝试——科普宁历史唯物主义观探析

作为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普宁在超越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正统”方面展开了重要的尝试。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反思与重新理解,科普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地位做出了独特的阐释,并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创立的起点、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本作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把握一般规律的前提性作用四个方面做了具体论述,以此为基础,科普宁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认识论和辩证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荀学的正统性及其对三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兼论荀学与法家学说的比较

长期以来,认为荀学歧出于儒家正统的说法严重地败坏了荀学的声望,并扭曲了人们对荀学的认识和理解。从梳理儒家正统,特别是商政法治传统开始,讨论荀学的道德理论、法权理论、法治市场经济理论和天下理论如何与三代到孔门中正人之价值的儒家正统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以此奠定荀学在儒家正统中的地位。与粗暴对待文明传统且没有价值根基的法家相比,一个在“明于天人之分”的法权价值框架内展开人类自由和利益关系的荀学,才是中国传统真正的法治精神和从德性到自由的现代性方向,最后总结了荀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正统”与“另类”:两汉之际《史记》地位的沉浮

司马迁是西汉时一非常人物,其著述《史记》亦是一部非常之作。在《史记》的创作过程中,司马迁已明确指出此书的性质,并对其未来之地位寄予厚望。吊诡之处在于,该书广为流传后,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动态变化。通过基于两汉时政治、学术双重视角下考察,或许可以厘清《史记》地位之流变:《史记》问世不久就以另类身份被动面临与已官方化的儒家正统相抵牾、违拗,而这种颇为另类的性质又影响着该书地位的沉浮。

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政权“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新”，正统与僭伪之争成为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入主中原的夷族“假中国礼乐文章”，接过传统文化的旗帜，在汉族地主的导引下，再造中华正统，使中国文化以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形式发展下来。中华正统之争与再造的积极意义，即在于此。

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最早起源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其内涵主要包括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这种内涵反映到史学上则产生了历史正统理论,主要包括华夏之争、大一统思想及五德终始说。宋代君臣的正统观念与西夏李氏政权的正统观念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宋夏关系。宋夏长达148年的抗衡和战争,与正统问题的处理息息相关。宋夏和战是彼此力量消长的结果,双方政治精英的思想观点也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