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与族群文化认同——兼以后唐沙陀政权为例

沙陀民族作为内迁突厥的一支,曾在唐宋之际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一时,先后建立过后唐、后晋、后汉等沙陀政权。其中,后唐沙陀政权在五代嬗替之际的正统之争,及其族群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正统之争、族群与文化认同,以及中国历史的多元一体性,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历史样本。

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

十六国时期，在西周宗法制、先秦夷夏观、两汉名教思想和魏晋门阀制度的潜在影响下，汉民族正统意识不仅因藉民族矛盾的激化浸透南北汉民族人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北方各胡族人民的政治观念。十六国胡族政权出于维护统治的名份需要，从汉文化传统中寻找理论依据，出现了奉有德政权为正统，视无道政权为僭伪；奉中原政权为正统，视周边政权为僭伪；奉大一统政权为正统，视偏安政权为僭伪等正统之争。但是，传统的汉民族正统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亦非口头上的正统之争和浅层汉化措施所能化解，故直至北魏统一北方后，随着孝文帝等胡族统治者推行深层汉化政策，北朝诸胡族政权才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彻底汉化实现民族融台。并最终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成为与南朝诸汉族政权分庭抗礼的中原胡族王朝。

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

解缙为其叔祖解观撰作《伯中公传》记述生平,其中提到解观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受召参与辽、金、宋三史的纂修工作,因上书言当尊宋正统,“大忤群公”而归,并全文转录了他的这篇《正统辩》。此文饶宗颐编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失收,学界鲜有人知,其实它对于研究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问题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通过考察《伯中公传》的记载,并结合传世《解氏族谱》与其他相关资料,可全面了解解观其人及其正统观思想。解观《正统辩》及其上书事件为了解元末修三史过程中史馆内部的正统争议情况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且有助于观察元人对三史正统问题所持立场之分野,乃至对明初朝廷官方的正统论调产生潜在影响。

浅析契丹与北宋的正统之争

正统问题是历代以来争讼不已的问题，上古时期便有中国和“四夷”的区别。谁为中国统治的正统？对于这个问题的争执在北宋和契丹之间尤为明显。

试论唐末五代晋梁争雄的政治策略博弈

唐末五代的晋梁之争,在政治策略上,双方开始都打出尊王的旗号,极力利用唐室余威,扩大各自的政治影响,为自身的发展制造声势。前期朱全忠以勤王之名招降平叛、扩张地盘, 特别是在解救昭宗于凤翔之后,曾经达到自己政治声望的顶点。但在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洛阳, 并弑君篡代之后,他不仅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伐叛的政治优势,而且自毁形象,失去人心,为其政敌提供了匡复唐室、分庭抗礼的口实,把宝贵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晋方反而以正统自居,以复兴唐室为号召,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支持。随后晋梁双方军事形势的演变皆与政治策略的博弈有很大关系。

论《宋书·符瑞志》的体例源流、取材及编撰思想

《符瑞志》是《宋书》八志之一,此类志书最早产生于东晋时期。但是如果不考虑其体例,仅从对符瑞之事的记载来看,时代其实要早得多,即便是在正史中,亦可溯及《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符瑞志》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谶纬,其次是对前史中一些分散的记载进行收集后分类整理得来的材料。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必然会反映到史学领域中,沈约在《符瑞志》中无视十六国各个政权的符瑞之事而不载,正是这种政治思想斗争的强烈反映。

从道德批评到历史认识——宋至清关于三国正统书写者的评论转向

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孰为三国正统,历代争执不休。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三国志》以降,三国正统说虽众,但“皆自善其所见”。惟宋明以来“尊蜀”论者往往对陈寿、司马光为代表的“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责,斥责他们妄肆私意,崇伪黜真。清代虽延续前代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判的余绪,但学术界主流意见却更多地秉持“设身处地”的立场,将三国正统论者置于其身处的历史图景中加以分析。这样一种转变在思想史上的背景是宋明之学与清学的分野,前者高举纲常伦理旗帜,论事论人论史皆以道德裁判,以伦理为标准。后者以平恕为立场,强调“以我之情絜人之情”,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从而标志着史学思想、史学认识的深化和成熟。从全球史的背景上观看,这样一种转变又与18世纪以降西方史学思潮从道德批评转向历史主义的动向不谋而合,这种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趋性为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

前秦氐族苻氏家族败亡的文化根源

五胡十六国时期,略阳临渭氐族苻氏建立了前秦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势力空前强大,可是在军事实力优于东晋的大好形势下,还是免不了淝水惨败,前秦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灭亡,苻氏家族解体,氐族走向了衰退之路。这主要是前秦种种不合时宜的文化措施所致。

从徐爰《宋书》到沈约“新史”的转变

徐爰《宋书》既是积极配合宋孝武帝实施文化管控的产物,更是将"禅让前起元"付诸实践的首部史著。但这种纪元方式,不仅有悖于纪传史的编纂惯例,更有损于新朝对其得国正当性的渲染。而这既是齐初史官意欲效法徐《书》纪元方式却终究未能如愿的关键,也是齐武帝下诏重修刘宋国史的深因。稍后成书的沈约"新史",不仅扭转了运用"禅让前起元"书写历史的逆流,而且秉持"春秋笔法"的精神,曲笔回护禅让之际的暴力与血腥,从而合乎逻辑地成为刘宋史册之正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