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坟之争: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居住正统性与地方秩序建构

一起争夺祖坟的案件引发我们对清水江下游地区复杂人群关系的探究。明清时期的清水江下游地区,围绕着木材的种植与经营活动,世居乡民与外来移民在这一区域内不同村寨内展开了一场合作与争竞并存的长期互动过程,形成了此区域内不同人群交往活动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表达。对于“起源优先”原则的强调正是对于“居住正统性”的诉求,也体现了这一区域社会内的地方秩序的具体样态。

杨铭《正统临戎录》史料价值管窥

《正统临戎录》一卷,明朝杨铭撰。杨铭本名哈铭,回回人,正统时任通事出使蒙古,正值“土木之变”,被瓦剌太师也先羁留塞外。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被俘入蒙古,杨铭随侍左右,充当翻译。既归明朝,杨铭以白话形式,追述其在蒙古行营中的生活撰成此书。他是明蒙在“土木之变”前后交涉、交流、往来史事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他对历史事件的亲历、目击、耳闻及对历史人物的回顾皆为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可与其他史书互证或补其他史书之缺,对研究当时明蒙关系及蒙古内部情况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统一台湾历史阐释正统论内涵探微——以康熙朝《靖海纪事》序为中心

康熙朝《靖海纪事》序的统一台湾历史阐释呈现出正统论内涵的多维面向,包括“王道”历史性质论、“民庸”历史价值论和“天道”历史动力论。在政治伦理层面,富鸿基结合兵学理论和正统论,从“义战”和清帝世系传承两个方面论证“王道”思想如何规制统一台湾的战略指向及其征伐过程。李光地序言以比较史学的方法展开,蕴含“夷夏之防”话语和“正”“统”之间辩证关系的义理,论述了统一台湾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民庸”而不是开疆或扬威。在历史哲学层面,林麟焻、程甲化分别围绕儒家哲学的“仁”和“诚”概念,阐释统一台湾的历史动力来源于“天道”的自然运行。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康熙朝《靖海纪事》诸序正统论内涵进行重新解读,对清代中国台湾史性质研究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朱元璋的元朝观和正统论

朱元璋元朝观与正统论的核心内容是他对元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评判,以及对明朝具有正统性的论证。其正统论中的天命观是他评判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首要依据;夷夏之辨是他在贬抑元朝以反衬明朝正统性时的重要理论工具。朱元璋总体上肯定元朝的天命及正统,同时也持夷夏之辨,在此基础上论证明朝的天命与正统。其正统论顺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意义深远。

秦人天命的构建及其“正统性”审视

春秋以来,秦人的天命观念在意识与仪式两个层面完成构建,其信仰格局由“天”“祖先”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发展到“天”与“皇帝”合体的人格上位神崇拜,最终取代周人天命的超验上位神崇拜。在意识层面,秦人通过分享原属周人的天命,藉“周秦一体”与“五德终始说”改造“天”的性质;在仪式层面,秦人通过设置“畤祭”来体现“天”“祖先”合体的二元上位神崇拜,先后置西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畦畤,祭祀以白帝少皞、青帝太皞、黄帝、炎帝面目对应的“上帝(天)”,并发展到以封禅祭“上帝(天)”、以雍四畤祭“四色帝”、以祠祭祖先的信仰格局。秦人的天命观念包含三方面的特质:在早期功利性色彩下对“德政”的回避;在周秦嬗代过程中与“德运(五德)”的挂钩与脱钩;在大一统信仰格局下“天”与“皇帝”的合体,其最终形态存在无法自洽的内在矛盾。取而代之的汉人通过对秦人天命的“正统性”审视,从正当性、唯一性、连续性三个维度程度不一地否定秦人天命的存在:以正当性标准而论,斥秦政为“暴政”;以唯一性标准而论,认为秦以诸侯身份亡其国,享诸侯之命,不具备天子之命的唯一性;以连续性标准而论,汉人分别依据“五行方位”“五德终始”“三统”等说提出多种解释“秦汉相继”之理论方案,对秦汉相继有一个从逐渐认可再到强烈否定的过程。

历史解释与时代关怀--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统诠释研究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与曹魏代汉同出一辙,皆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出于对北宋立国方式和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北宋儒士在诠释三国正闰问题时,多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闰位。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统诠释,主要从三条路径展开:北宋初期,德运观念盛行不辍,宋儒以五德终始学说为依据,指出曹魏以“土德”上承东汉“火德”,是接续东汉的正统政权。北宋中期,随着儒学的复兴和五德终始学说的式微,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儒士重新厘定正闰标准,提出以“居正”或“一统”为条件,力图将曹魏纳入正统之列。此后,司马光又提出曹魏取天下于“盗手”而非取之于“汉室”,以重申曹魏代汉的合法性和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北宋儒士不同阶段、不同路径下的曹魏正统诠释,不仅因应着当时的学术与文化潮流,更将其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深切关注,这是其时代关怀意识在历史解释层面的典型反映。

构建正统: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的西周拟态论

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与西周成、康、穆三王谥号相同,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谥号中比较罕见。成、康、穆三王是西周毋庸置疑的天下共主,东晋皇帝谥号的西周拟态现象很可能是效仿西周的“故事”进行政权正统性和合法性的构建。这种构建分为两个方面:对外而言,东晋通过册封、赐谥、接受朝贡等方式,在华夷体系下构建以东晋为华夏正统的天下格局;对内而言,司马皇室、门阀士族之间多方力量共同作用,利用西周诸侯拱卫周王室与士族官僚辅佐东晋皇室的相似之处,塑造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的选定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另类”到正统:《明实录》对陈献章的历史书写

《明实录》关于陈献章的记载存在抵牾。宪宗实录编修时,史官们以程朱理学为正统,陈氏及白沙心学被视为“另类”,因此陈氏传记多为负面记载。孝宗等朝实录编修时,白沙心学渐从“另类”转变为正统,信奉心学的史官们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历史话语权,相关记载遂以正面为主。这是陈氏及白沙心学沉浮境遇在明代当朝国史中的反映。宪宗实录中陈氏传记未必真实可信,却展现出历史的另一面相,其书写价值值得重视。这例个案的考察,反映出实录编修在追求“价值正确”过程中面对“另类”与正统转变的困窘。

统合胡汉:代都旧制、正统叙述与六条诏书所见西魏政治文化

自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以来,学界多从宏观视角讨论西魏的制度,对政治文化的细节与落实措意不多。在立元宝炬为帝,以及改尊神元帝为太祖的政治行为中,西魏举出了“代都旧制”的“胡”的旗号。同时,西魏运用了具有儒家特质的大诰文体和六条诏书以叙述正统,并要求官员的选拔与行政遵循基本的儒家伦理,又体现出“汉”的一面。北朝后期历史常常呈现出胡汉对立,但这些看似矛盾的“胡”与“汉”特性,实际上是目标一致的一体两面政策。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均是西魏在弱势的情况下,为建立自身政治文化而力图吸引并整合政权内部的不同人群。

西夏正统司考

西夏的统军包括正统军和副统军,属于临时派遣的机构。战时驻扎在边境军中,管理军马头项,负责指挥边界的军事防守。战事结束,返回京师,其正副统一般由节亲、宰相或京师官员担任。根据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乙种本可知,统军(■■)属于权位(■■)。西夏的统军相当于五等司中的次等位。本文论述了西夏正统司和统军司的设置,正统司下设职官及其相关文献中任职者情况和正统司的职责等问题。

正统化与世俗化:宋代以来王灵官信仰的历史考察

王灵官信仰萌芽于北宋,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在明代以前并不为官方所重视,其人物事迹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明永乐年间,由于明成祖朱棣崇祀道教,王灵官得以进入国家祀典,受到官方的重视和推崇。明代中后期,虽然儒家知识分子对王灵官多有批评,但由于统治阶层的提倡以及道教经典的传播,王灵官信仰在民间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清朝建立后,宗教政策为之一变,对道教采取防范和限制态度,王灵官信仰亦受到一定影响。这一时期的王灵官信仰亦应时而变,开始走下层民众路线,其职能也因迎合民众的社会需求,愈发多元化。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道教神灵信仰与国家祀典和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

试论清人的辽金“正统观”--以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问题讨论为中心

元人确立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三史分修方案,承认了辽金的"正统性";明朝曾有人依据"夏尊夷卑"观念,对这一正统体系提出挑战;到了清朝,虽然也有人对这一正统体系存在不同看法,但基本上已成定论。有人认为"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但其实,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就能体现出来。实际上,清人认为,三史分修,已成定论。"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始终未被颠覆。这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非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家",才是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政权“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新”，正统与僭伪之争成为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入主中原的夷族“假中国礼乐文章”，接过传统文化的旗帜，在汉族地主的导引下，再造中华正统，使中国文化以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形式发展下来。中华正统之争与再造的积极意义，即在于此。

说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

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标准的思想,是在批判“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以《春秋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带上宋学的特征。其“绝统”概念的提出,则是受到了韩愈道统“绝统”说的启发。

中国史学的元叙述:以“文化中国”说考察正统论之意涵

杜维明教授在1991年提出"文化中国说"。这一学说和其他当代新儒家的理论,与宋代士人的"中国"观有不少可比之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汉朝灭亡之后,如何定义"中国"及其延续和变化。魏晋时期中国史学开始出现"正统论"讨论,即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表现。通过梳理"正统论"的起源、发展,特别考虑宋代士人欧阳修、司马光和朱熹等人的观点,作者指出,至南宋,理学家强调从文化继承上来论证王朝的正统性。朱熹及其追随者的立场其实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哲学思考,指出了历史演化有"应然"和"已然"之分,进而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一种"元叙述"。

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最早起源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其内涵主要包括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这种内涵反映到史学上则产生了历史正统理论,主要包括华夏之争、大一统思想及五德终始说。宋代君臣的正统观念与西夏李氏政权的正统观念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宋夏关系。宋夏长达148年的抗衡和战争,与正统问题的处理息息相关。宋夏和战是彼此力量消长的结果,双方政治精英的思想观点也起了很大作用。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明代乡贤祭祀与儒学正统

乡贤祭祀为明代士人群体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儒学内涵的场域。正德、嘉靖以后,随着国家更正祀典与儒学内部的多元化发展,在乡贤祭祀领域,明代士人围绕"祀法"展开了对乡贤标准的讨论,并借乡贤标准的厘定,重申儒学正统。一方面,对"羽翼正道"标准的强调表达了明代士人群体对外维护儒学正统,排斥佛道异端的态度;另一方面,明代士人对"崇理学"标准的驳正表明儒学内部意欲打破程朱理学独尊地位,重新诠释儒学正统。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正朔、正统与正闰

三代正朔所强调的合法性其针对点主要是被取代的前朝 ,至中古始发生变化。正朔所代表的合法性重心 ,由针对前朝转向针对他国。正朔首先是一种制度、行为 ,但它又的确包含有一种观念、意向。这样正朔就由原来的制度而逐渐派生出一种观念 ,即“正统论”。“正统”之义本出于血统 ,最初为一礼制之规定 ,而非政治之观念。作为宗法制度之政治实践与作为伦理观念之史书义例 ,正统两义之区分实不容忽视或抹杀。如果把后者称为“正统论” ,前者不妨称为“正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