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和实践进展

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与实践已成为国内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关注热点话题。文章在界定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治理概念的前提下,构建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和认知框架,并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治理研究的主题特征和变化情况。针对既有的城市环境不公正问题,文章构建了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框架,从认知正义、程序正义与分布正义3个层面分析环境正义问题,并从治理目标和路径两个方面分别讨论城市空间治理如何迈向环境正义,以期为新时期我国开展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高水平城市空间治理提供借鉴。

新质生产力的劳动正义审视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经典生产力概念的时代发展,将其置于劳动正义视域下阐释能够挖掘出完整的理论结构和丰富内涵。视域本身的内容是对客体的阐释前提,劳动正义在同自然、工具、主体与资本的四重关系下审视表现为生态正义规约之下的需要正义、技术正义、分配正义与“资本正义”。新质生产力之“新”在劳动正义视域下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新质生产力之“新”在于生态之新,保护“自然生产力”以需要正义进行生态规约;在于科技之新,它是“死的生产力”对“活的生产力”禁锢的纾解;在于主体之新,“主体的生产力”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呈现劳动正义的两阶样态;在于运筹之新,“集体力”在扬弃了“资本正义”后获得新的运筹方式。在劳动正义的视角下,要求新质生产力要遵循生态正义、恪守科技伦理,它不仅召唤新质分配标准,并且必须在新发展阶段上继续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驾驭资本,防止其无序扩张。

论道德愤怒的正当性

道德愤怒是一种有道德意义的情感,又隐含着不道德的风险。道德愤怒的困境在于道德判断的主观性、报复过度的威胁性、人际关系的阻碍性三个方面。要走出道德愤怒的困境,需要对道德愤怒进行严格限定,厘清道德愤怒的判断标准、行为准则和人际交往意向。道德愤怒是基于正义感,反对不公平、追求公众福利的情感体验。唯有对这一情感进行有效规导,避免隐含的道德困境,才能保证道德愤怒的正当性。

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视域下的中国话语及其实践路径

源于一种建构本土化空间正义理论的现实诉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阐释和想象应当在廓清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原初视域的基础上,从价值规范角度自觉助力中国城市空间的规划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与国情决定了其空间话语和实践有自身的特殊性。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发展方式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展现为不断向更高层次空间结构合理性迈进的历史进程,而这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出场的现实依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社会主义空间正义建设的理论出发点,以坚持唯物史观、贯彻以人为核心以及推动共同富裕来有条不紊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事业,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话语体系大有裨益。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能源正义与公正能源转型的新思考

在“后巴黎时代”,能源正义逐渐成为能源转型的应有之义。能源正义以个人权利为价值归宿,公平分配人际间、区域间、国家间的能源利益与能源责任,为能源转型提供道德标准、价值理性与理论框架。能源正义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吻合,能为我国能源转型之路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其中,人口规模与能源消耗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能源转型面临的基本国情,这既反映了能源转型之路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意味着丰富的人力资源潜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能源共同富裕应当坚持能源转型中的共建共享原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要求重视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思想建设与文化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全体人民共享能源正义,走能源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要求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积极推进国际能源合作,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习近平关于公平正义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握历史主动,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发展阶段,对公平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积极的探索与创新,从多维度阐释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新时代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存在的新问题。习近平关于公平正义重要论述的时代特征表现在:彰显历史继承性与发展创新性;凸显人民共享性与整体协同性;注重时代指向性与现实针对性;弘扬价值导向性与应然趋势性;强调长期艰巨性与求真务实性。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尺度政治与正义实现:以A市绿中村改造为例

生态环境保护往往面临着保护责任和发展权益在整体社会与保护区局部群体间公平配置的难题。由于权益配置是不同层级政府与局部群体间博弈的结果,文章引入尺度政治与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梳理用于解析生态环境保护中正义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逻辑路径,并以中部某省会城市生态保护区内的村庄改造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未事先落实保护区居民发展权益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刚性生态环境保护易造成不同尺度主体间的矛盾,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发展权益受制于高尺度政府主体的保护要求;尺度重构成为前者寻求正义的一种非正规途径,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寻求更高层级政府的介入,将其发展诉求的响应尺度上移,从而赋予发展与保护同等话语权,迎来环境正义实现的契机。诉诸非正规途径寻求正义本身也说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保障低尺度群体合理权益的正规途径。文章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解决思路。

分配·承认·能力: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的多维审视

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是揭示其作为一项“好制度”的根本所在,旨在彰显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和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时代精神。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指高等职业院校入学招生考试制度的正义属性,既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中的正义追求,也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内容的正义以及制度执行手段的正义,还包含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所形成的高考文化、高考风俗、高考习惯以及高考心理、高考舆论等制度亚文化的正义性。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还是多元化、层次化的复合正义,具体包含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正义、教育主体地位的承认正义、个体自由发展的能力正义。是故,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在制定与执行中需要强调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公平、民主的平等,以教育考试制度的正义性变革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正义:“双韧性”路径纾解农民心理困境

伴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在数字化与老龄化同轨纵深发展态势下,数字鸿沟在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方面造成了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诸多差距与不平等。同时,也在心理层面导致了农民由于认知、情绪、能力和观念等诸方面难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焦虑感、疏离感、相对剥夺感和无力感,具体表现为能力恐慌与技术犹疑中的心理挣扎、虚拟空间与真实情感间的心理落空、权利挤压与机会缺失下的心理冲突、数字融入与信息获取下的心理失措。针对农民的这些心理困境,可利用“双韧性”理论,通过更新数字认知基模、重塑数字融入观念、确立数字身份认同和建构数字心态秩序实现农民主体心理韧性的强固,通过打造数字治理共同体、释放数字治理效能和增强数字技术回应力来提升数字乡村治理韧性,最终实现数字正义。

生态正义导向下的城市绿地发展预测及布局策略研究——以日照市主城区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正义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当代城市绿地的科学发展。遵循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探究生态正义对城市绿地布局的影响机制;通过基于生态正义约束规则的FLUS模型对日照市主城区城市绿地发展模拟与预测的实验研究,提出生态正义导向下的城市绿地布局策略,即普惠均绿、按需供绿、自洽留绿、就地增绿、保育遗绿。期望以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为契机,丰富城市绿地布局价值体系,创新城市绿地系统布局策略。

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基于空间正义的分析

空间正义是一种城乡空间发展及社会正义问题在空间上的投射,是对社会空间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征程中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遵循,可以通过相应的顶层设计与价值引领实现城乡发展成果共享。立足于新时代发展背景,从空间正义内涵及特性出发,正视乡村空间非正义现实,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对客观规律的充分尊重、空间权益的有效保障和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空间正义需要,从宏观层面的空间制度的顶层设计、中观层面的空间分配的公平正义和微观层面的空间生产的均衡配置等三个层次,构建推进共同富裕的空间分析维度,并阐述其在中国语境下的逻辑理路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同构性,为我国乡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参考。在空间正义视域下,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与实践路向在于:坚持群众需求的价值导向,树立空间生产为人民的正义观;构建完善的空间分配格局,发挥促进公平正义的最大效用;加快制度创新与改革,保障乡村地区居民的空间权益;尊重乡村差异性文化,打造正义性的多元空间文化。

共同富裕视角下弥合数字鸿沟与实现数字正义研究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数字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背景下,需要关注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现象,这是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此,系统梳理数字鸿沟与知识沟、信息沟的形成机制,寻找弥合数字鸿沟之策,成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数字正义,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跨越接入、媒介使用、知识能力三道“数字鸿沟”,做强低收入地区数字经济,弥合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信息差,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感知正义研究基于职业教育高考考生的视角

作为建设职普融通“双轨”评价体系的关键一维,职业教育高考不仅需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更要让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到教育评价改革所带来的公平正义。通过对1019名职业教育高考考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感知正义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无法充分彰显类型化教育评价理念;性别、生源类型对考生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感知正义影响明显;学生群体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偏低,导致整体感知正义较低。为优化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感知正义,职业教育高考要更加重视招生考试各环节的公平性问题,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感知正义差异;要加强制度普及和制度正义的宣传工作。

伦理正义与人的本质——论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以伦理正义为核心内容的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叙事层面,既摒弃了传统的职业伦理叙事模式,又与英国当时的主流伦理意识相悖,体现的是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论观点和以边沁等人“以结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道德行为评价准则,通过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的职业道德操行描写,抨击了资产阶级崇尚法制和崇尚科学的虚伪性,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伦理正义的非公正性以及人的内在本质真实性。

仁爱正义论: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儒家情感伦理学再讨论

中西方都有正义论的传统,而且其中都有作为情感伦理学的情感正义论的传统,但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作为“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儒家的基础伦理学——“中国正义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情感正义论,但其核心并非泛泛的“情感”,而是特定的“仁爱”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仁爱正义论”,这就是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该理论以“仁爱”情感来阐明所有社会正义问题,其要领是区分“仁爱”情感的两个维度,即“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博爱”):作为正义问题的触发点的利益冲突,正是仁爱之中的差等之爱的结果;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感路径,则正是仁爱之中的超越差等之爱的博爱情感。从差等之爱向一体之仁的情感跃迁,其情感机制是推己及人的情感“推扩”:首先是在“情理之思”中形成“良知”即作为道德情感的正义感(“知”“是非之心”)。然后是由正义感的理性化而形成作为情感理性的正义原则(“义”),即源于博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和源于生活“情实”的适宜性原则。最终形成“礼乐”文化,即根据正义原则,运用工具理性(“智”)来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同时以艺术形式(“乐”)来消除制度规范的人际角色“别异”所造成的情感疏离,形成社会群体的情感“和同”即社会和谐。

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裁量正义

行政执法正义攸关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裁量权基准乃执法正义之基础,基准正义系裁量正义之前提。基于基准正义,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应当衍生于法律、衍生于个案需要、衍生于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总结。裁量过程融惯于执法过程,过程正义乃裁量正义的呈现方式。所谓裁量正义不在别处,就在主体间性之中;正是在主体间性模式中,执法裁量过程成其为有效沟通、关怀输送、共识达成的过程。如果说主体间性是裁量正义的内生力量,那么基准规制和司法审查就是裁量正义的保障机制。而导向规制正义的基准规制内在地需要具备实践性、透明性、交互性之秉性;达成矫正正义的司法审查则须保持能动性、审慎性、适度性之品格。

比较视野下的正义观念

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合作、应得、需求和平等是当代正义观念的一些关键元素。而儒家的正义观念强调的仁、义和礼围绕民本的政府构建了独特的正义理论。当代正义观念的研究面临着价值的一元论、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争锋。同时,一种合理的正义观念需要识别出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而建立在正义感基础之上的这种正义观念并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多元主义的。与这个时代的正义感相冲突的价值不应该被纳入相应的价值序列中。在多元论的语境中,当代正义感要求承诺平等与权利等核心的价值。因为当代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所以儒家正义论中的仁爱、义和优良政府等观念需要兼容这些核心的价值。

从建构正义到自然正义:老子的致治之道

“正义”可以从“恰当的”社会秩序角度予以理解。老子批判了建构性的社会正义观念,对世俗建构的正义原则及其缘由充满忧患意识。老子看到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认为人们在追求化多样性为一致性、化自然为人为的过程中,使得社会秩序从和谐陷入混乱。老子思想中体现了以自然正义替代建构正义的主张,他呼吁统治者尊重民众自发创造的生活秩序,相信民众的自化、自正,倡导在非建构的自然协调下实现“至治之极”。老子提出,只有统治者不干涉民众的自发生活秩序,以无为、不争、知足的态度治世,顺应非主观意志的自然协调来实现社会和谐,才能实现“由乱达治”。老子思想中所展现的自然正义观未能正视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价值,对建构型正义的秩序优化意义有所忽视,但从规约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一观念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利阿·依皮“国家—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

全球正义理论存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争论焦点之一在于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世界主义者主张把这一原则扩展到全球,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最多是充足主义的原则。面对这一争论,利阿·依皮试图调和争论双方,使民族主义者也承认全球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规范性意义。与此同时,依皮试图阐明国家对于全球正义行动者的规范性意义。因为依皮在国界的任意性、国家的价值等问题上矛盾的观点,她所建构的“国家—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理论并没有开辟出第三条道路。

从国家的道德地位到全球治理改革--论沃尔泽国际正义理论的转向

沃尔泽从国家的道德地位出发,以宽容观为基础,以正义战争观为核心,构建了一种以维护政治共同体的自主为核心的国际正义理论。以贝兹和博格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主义者从个人出发,建构了各种全球正义理论,这给沃尔泽的国际正义理论带来了不少挑战。沃尔泽后来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主张一种基于慈善的援助义务,并倡导一种渐进的全球治理改革。相较而言,世界主义者将个人作为分配正义关注的主体更具有道德说服力,而沃尔泽将政治共同体作为分配正义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意义,沃尔泽的理论转向并没有改变其保守主义色彩,其对人权似是而非的辩护难以令人满意,不能真正解决“正义鸿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