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与异质性农户创业

基于2016年CFPS调查中的农户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创业决策及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均能显著地促进农户创业选择、提升创业绩效。进一步将农户分组探讨异质性影响时发现:正规借贷资本只对位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中部地区、家庭财富水平处于中高阶层、拥有强资源的非农创业农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而非正规借贷能提高经济落后的西部以及中部地区、家庭财富水平较低、涉农创业、资源匮乏的弱势群体农户的创业概率;二者呈现出显著的组群差异和一定的互补关系。因此,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应加强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有效协同,降低正规借贷门槛并鼓励引导非正规借贷发展,普及数字金融等创新产品的使用。

金融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研究

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国家统计局2007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抽样调查取得的10省2万农户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从金融排斥视角考察中国农户正规借贷行为。采用Tobit模型分析金融排斥对农户借款行为是否有异质性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第一,授信额度的增加将提高农户正规借款数量,减少农户民间借款数量;第二,当地拥有民间借贷组织将能增加农户非正规借款数量。

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基于西部贫困地区710户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大量实践表明金融扶贫是贫困农户实现脱贫增收的有效路径,厘清以政府为主导的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收入结构而言,正规借贷对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没有影响;农户发生正规借贷,一方面通过增加本地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来提升本地务工收入,进而促进工资性收入的增收,另一方面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改变农户“生产投资—消费”决策行为,即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提升农业经营性收入。与此同时,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的提升还存在“精英俘获”效应,包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禀赋水平是导致借贷户增收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在坚持高举金融扶贫旗帜的同时,应加强农民职业培训和乡村特色产业建设力度,实施差别化的精准信贷制度安排,严防正规借贷进一步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风险。

正规借贷与民间借贷对农户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基于2006年～2010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微观面板数据

笔者利用2006年～2010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分析正规借贷与民间借贷对农户生产和消费影响,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正规借贷还是民间借贷对农户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民间借贷对农户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远远大于正规借贷的影响,但正规借贷对农户消费具有负向效应。正规借贷对农户生产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民间借贷对农户生产的影响不具有地区差别性。民间借贷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正规借贷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不具有地区差异性。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正规借贷行为研究——以苏北地区为例

考察了苏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正规借贷行为,结果显示有正规信贷需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占总体样本观察值比例的52.7%,获得正规贷款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观察值占到总体观察值的25.45%,占有信贷需求组织的实际比例是48.27%,有一半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正规信贷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农村的专业组织主体存在严重的信贷约束。从Probit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领导者受教育程度与该组织的正规信贷需求呈正比,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年均收入与该组织的信贷需求呈反比,同时在所选样本地区,种植业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更倾向于向银行贷款。从Tobit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规模与该组织获得贷款额呈正比,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所属地区农村信用社的距离路程因素也与该组织的信贷规模呈正比。因此要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金融支持,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信贷平台。

自我信贷配给、农村家庭财务能力与非正规借贷——基于江苏省495户农村家庭的调查

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自我信贷配给农村家庭财务能力水平与其非正规借贷规模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具有自我信贷配给特征的农村家庭,家庭财务能力与非正规借贷数量显著正相关;其中财务能力较低组农村家庭,其财务能力与借贷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财务能力中等组农村家庭,其借贷规模受到财务能力的正向影响;财务能力较高组农村家庭,其借贷规模受到财务能力的正向影响越大。从而验证了我国农村"越穷越借,越借越穷"与"量入为出,不愿负债"并存的现象。因此,加强农村金融知识培训与普及、引导农村居民形成理性财务思维,提高农村家庭财务能力将有助于农村家庭更好地通过使用非正规借贷优化家庭财务效用。

中国农村非正规借贷状况分析

本文运用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资料汇编和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对中国农村非正规借贷状况总量和收支构成进行了统计分析,表明农村非正规借贷随着农户家庭收支的增加而增加。非正规借贷主要以有息借款为主,其中一半用于生活消费,一半用于生产消费。从地区来看,非正规借贷在我国东部地区比较活跃。

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描述农户经营性的正规借贷需求并探讨农户家庭正规借贷需求可得性的决定因素,包括家庭特征、户主的年龄结构、承包的土地面积。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正规借贷需求与正规贷款可获得性均主要取决于其生产经营方面的收入水平。

新疆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疆21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新疆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特征,并运用STATA软件,采用Probit模型及Tobit模型,分别估计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借贷意愿及借贷规模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房屋价值、医疗支出、家庭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距离和正规借贷利率是共同对农户非正规借贷意愿及借贷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

社会资本、交易费用与农户正规借贷行为

本文使用2018年广东省477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因子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研究社会资本、交易费用与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社会资本通过信号传递、替代抵押的效应降低银农之间的借贷交易费用,包括信息搜寻费用、交通成本与审核时间成本,从而提高农户获得正规借贷可获性。本文检验了交易费用作为中介变量,影响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且使用工具变量法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非农就业、社会网络与农村家庭正规借贷--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

解决好农村家庭贷款难问题是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非农就业与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正规借贷的影响,探讨了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同时考虑了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务工型”非农就业抑制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中部抑制作用最强;“创业型”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东部和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增强了“创业型”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正规借贷的促进作用,且西部作用更强。据此,在制定农村金融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非农就业的异质性、社会网络的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异质性以及如何激发正规借贷需求。

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以杨凌为例

基于陕西杨凌区周边6个村庄的131份问卷调查数据,并进行了分析,发现:家庭耕地面积、重大事件的发生等都对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政策的了解程度、家庭工资性收入等因素都与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有一定的关系。

非正规借贷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基于社区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创业活跃度,鼓励大众创业对促增收保民生以及扩大内需意义重大。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2016年三期的数据,采用Tobit和加入工具变量的IV-Tobit模型分析了社区非正规借贷对社区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并利用家庭微观数据,检验了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社区非正规借贷显著地提高了社区创业活跃度。考虑内生性问题、换用解释变量度量方式、改变模型设定以及替换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2)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区非正规借贷通过两条路径提升了社区创业活跃度:一是提升社区家庭非正规渠道创业资金可得性;二是增强社区家庭社会网络。(3)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非正规借贷对正规借贷发生率较低的社区、经济发达的城镇社区、东部地区以及社会网络欠发达社区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更大。

财富水平与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约束的影响——基于三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来自江苏、湖南和江西三省份的调查数据,利用ivprobit和2SLS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财富水平、异质性社会资本和非正规借贷约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是从借贷可得性还是金额来看,财富较少的农户都更容易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面临借贷约束;表现为强关系的非正式社会资本会进一步放大上述效应,而以地位寻求为目标的正式社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则作用有限。为此,政府要明确非正规借贷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定位与作用,促进正规信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协调发展;鼓励财富水平较少的农户通过加入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组织以进一步拓展自身的非正式社会资本外延;不断提升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开发更多适用于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非正规借贷的影响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村借贷市场中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决策收益情况,通过匹配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2016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单次和有限次重复博弈中,贷款人和农户普遍存在“囚徒困境”,而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和交易成本,缓解上述困境;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会使得博弈无法保持无限重复状态,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引入更高效的信誉机制,利用更严格的社会性奖惩监管来抑制农户的短期违约行为,能长期提高农户正规借贷参与率。进一步分析表明,信贷支持和征信业务对非正规借贷需求和获得的减少作用最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人情成本和增加网络购物行为,缓解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农户的非正规借贷需求。

农村弱势群体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究

系统研究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是创新符合实际需求普惠金融产品与流程的基础和关键。本文基于生理性弱势差异,使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了农村弱势群体之间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农村残疾人、农村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劳动供给和经济水平依次递增,农村弱势群体之间的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异质性。与农村老年人不同,农村残疾人、农村慢性病患者的生产和投资性资金需求更高,面临的信贷约束稍弱,非农自雇等劳动因素和地区金融发展因素对且仅对其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相对最高的劳动供给和经济水平,使非农受雇的负向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正向影响仅显著于农村慢性病患者。而健在父母可有效弥补农村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对且仅对其正规借贷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吗?--来自3省(区)4县农户微观证据

基于2017年陕西、河南、宁夏三省(区)2063个农户样本,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亲朋数量、礼金数量、每月用于联络亲朋好友的电话费、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都显著提高了农户正规借贷可获性;社会资本对中等收入样本具有明显提升效应;开展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对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因此,政府应重视社会资本缓解农户融资困难的作用,向农户宣传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帮助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户建立一定的社会网络,并完善农村征信体系的建设,加快产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推广。

烟农正规借贷行为对其家庭福利的影响

利用陕西省烟农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烟农正规借贷行为对其家庭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否经常上网、耕地面积、固定资产价值、是否为合作社成员、家中是否有党员或干部对烟农借贷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恩格尔系数对烟农借贷可得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烟农正规借贷行为对其家庭福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有正规借贷行为的烟农的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单位面积生产投入比其未借贷情况下大约分别高出10.93%、13.73%、17.26%。

正规金融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基于房贷差异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基于CFPS两期整合数据考察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集中在-0.459~0.225之间,整体脆弱性水平较低。相较于非正规借贷家庭,正规借贷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更低。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高,而非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低,这两类农村家庭的低额度正规借贷组中有很大部分家庭的生计可持续能力很高。回归结果表明,正规借贷额度每提高1个单位,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降低12.1个百分点。相较于房屋正规借贷额度,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降低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屋正规借贷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均可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转型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但房屋正规借贷在该机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引导农户合理使用正规借贷资金,开发“房贷+”金融产品,细化农村金融帮扶策略的对策建议。

农村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市场结构中的农户借贷行为分析——基于10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9年全国10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村二元信贷市场结构下的农户借贷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当金融资产余额不足以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或因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修建房屋、农业生产投资而产生资金需求时,农户才会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或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与非正规借贷相比,正规借贷与受教育程度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正相关,而与家庭经营主业、房产价值负相关;当农户与资金供给方之间具有某种关系时,其他变量就成为相对不重要的影响因素;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是一种替代与互补并存、互补更为突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