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非正规部门就业促进机制研究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也适用,但是因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口情况,逐渐形成新的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并且在这种新的三元劳动力市场上,与正规部门对应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也受到广泛关注。一、三元劳动力市场概念及特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Lester C.Thurow,P.B.Doeringer,M.J.Piore等人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中国非正规部门就业税收政策的实证分析

我国非正规就业所占总就业比重逐年攀升，日益成为我国就业的主渠道。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自然会对非正规就业产生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非正规就业受税收政策影响很大，非正规部门就业所占比重与所得税负成正相关关系，与税收征管强度成负相关关系。

浙江省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经济高速发展,非正规部门就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浙江省20年来非正规部门从业人员数据的统计计算,得出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增长对浙江省新增就业增长的贡献巨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全省城镇就业结构,同时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已经成为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城镇创造就业的主要引擎。

最低工资水平对城镇正规部门劳动力就业的效应分析

摘要：基中国于2004～2011年的实证分析面板数据，可以发现，整体来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就业成正相关，而中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分部门来看，城镇国有单位的劳动力就业与最低工资水平的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就业与当期最低工资水平成正相关。城镇化发展对提升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效应最显著，东部地区较高的投资水平对其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进一步理清最低工资的劳动力就业效应，通过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实现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就业。

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形成机理研究:理论、实证与政策框架

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庞大非正规就业部门日益引起关注,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转型中国的现实。本文运用比较研究、计量经济等方法,对中国独特的四元就业结构进行了分析,梳理了非正规就业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中国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形成机理与主要驱动因素,并提出了消解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压力的政策框架。研究表明:中国的非正规就业部门有其独特的形成机理,是多项公共政策综合作用和主动选择的结果。城乡人均收入落差、伪城镇化、经济垄断程度等则是其主要驱动因素。因此,在坚持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精细化同时推进的同时,要践行去管制政策以释放自由市场力量,建立统一且平权的劳动力市场以推进非正规就业部门与正规就业部门的融合进程。

论我国的非正规就业问题

阐述非正规就业的基本概念、发展背景和关键问题,进而估算我国非正规就业的数量和发展潜力,分析现行国家政策与制度方面的问题,提出促进我国非正规就业合理发展的对策体系。

“非正规就业”概念新解

就业是民生之本。非正规就业不仅能缓解当前我国的就业压力,而且能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的概念界定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这不利于非正规就业的健康发展。本文在非正规就业的国际概念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其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非正规就业统计若干问题探讨

非正规就业已成为中国就业的一种重要模式,文章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出发,认为非正规就业在内容和范围上有别于非正规部门就业,在此基础上,对非正规就业的统计口径、统计内容和数据收集方法诸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研究

非正规部门就业成为当今就业形式的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面临着更多的非正规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有外部的原因,如劳动关系不公平、制度缺失,而且也存在非正规就业人员自身的问题,如参保意识低、自身素质低等。这就需要从政府、雇主和劳动者多方面入手来解决这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促进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发展并推动我国经济的良好运行。

非正规就业:弱势群体就业的主渠道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也促成了一些积重难返的企业陷入瘫痪甚至破产境地,由此加剧了人口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不足的矛盾。大多数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下岗职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劳动技能比较单一,很难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取胜,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失业救济金来维持基本生活,与其他长期失业者。

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点及对策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下岗工人由于自身的年龄结构特征和知识技能水平的缺陷,再就业出现了巨大的困难,这使过去单一的依靠国有集体单位等正规部门吸纳劳动力的就业模式不能符合我国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就业模式必须向"非正规化"转变.非正规就业不仅是解决我国严重失业的必由之路,也符合人民未来选择就业模式的发展趋势.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就业正规化的影响

虽然最低工资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持正规部门低收入者生活水平,但本文发现其执行效果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中国经济存在"大推进"作用,即有利于更高工资、更高消费和正规化均衡的实现。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正规部门就业者工资收入提升弹性大于非正规部门就业者,且从分位数看表现为"U"型,因此,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拉大了部门间和部门内就业者工资差距;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消费支出刺激作用明显,每10%的增长预计能够带来四省市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加约11.67亿元;随着本地实际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中的正规部门出现扩张,非正规部门出现收缩,而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则呈现出"逆正规化"趋势。基于"大推进"理论,本文分析认为,在最低工资标准大范围、高频率、大幅度攀升背景下,需求和行业TFP增速是就业正规化出现行业异质性的重要原因。

利用反贫困模型分析城市失业状况和减贫政策

城市化会带来人口的迁移、城市就业结构的改变和贫困人口的增加。本文试图通过反贫困模型进行公共政策效率的多维度评估,从而解释为什么政府旨在通过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消灭失业的努力,却反而导致城市失业人口的上升。最后为城市减贫方面的公共政策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