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谊堂全书》编刻与鳌峰书院关系考论

《正谊堂全书》与鳌峰书院息息相关,一方面《正谊堂全书》的编刻,是由鳌峰书院建立者张伯行、书院山长蔡璧及诸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正谊堂全书》刊布之后,作为鳌峰书院的学约、教材及藏书,发挥了多种功能,前后影响这所书院不下一百年之久。两者的结缘不仅表明书院功能的多样性,更展现出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深度;作为宋明以至清初程朱理学的总结性丛书,《正谊堂全书》也在当时由王返朱的理学思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考论

世人对于康熙末《正谊堂丛书》和同光间《正谊堂全书》(尤其是前者)的子目多所不知,甚至还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因据《张清恪公年谱》、《正谊堂文集》和《续集》、《正谊堂全书》第一册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相关记载,对康熙末《正谊堂丛书》的编纂和刊刻,以及同光间的重刻情况予以考证,并对二者的部类和子目变化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否定《中国古籍总目》等贻误他人的著录。二者的刊刻,对于清代正统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谊堂全书》本《问学录》删节问题研究

清代陆陇其《问学录》在理学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陆陇其宗述朱子理学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结成后,在陆陇其生前未能刊印,后出现多个版本。其中,张伯行于康熙四十七年刊刻的《正谊堂全书》本《问学录》较之原本在篇幅上有大量删节,而光绪十六年《陆子全书》本可见《问学录》原本全貌。陆陇其撰辑此书的宗旨是“嘉、隆以来阳儒阴释之学,悉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力辟姚江之学以尊朱子。张伯行刊刻是书时,自谓“特删去其辨难牵引之太繁者”,原书著录250条,《正谊堂全书》本共删去108条。学界对于《问学录》这两种版本现象尚未予以关注,有必要对此书删节一事加以探析。

《正谊堂丛书》的刊刻考辨

清康熙间张伯行任福建巡抚,大力振新闽学遗绪,创建鳌峰书院,培养士子,刊刻理学典籍,发扬光大程朱理学,《正谊堂丛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刊刻的。本文就这一部书的刊刻及围绕它的一些问题作一考辨。

清代正谊书局的创办及其校勘活动

为传承振兴闽学、完善旧刻本和养士劝学等目的,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福州创立了正谊书局,并制定《正谊书局章程》等管理制度。正谊书局完善组织机构,严明赏罚;要求详慎校勘,追求刊刻品质;端正人员品学,采取体恤优待措施。正谊书局的校勘活动,完善了旧刻本,起到培养人才的作用,同时赋予正谊书院独特的品格。

左宗棠与福州正谊书院

1866年的一天夜里,福州藏书家杨浚的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年少嗜书的杨浚,搜求各种图书善本已经有年。上门的这位客人,显然也是冲着他的藏书来的。此前便已经托人来说,但他所找的那套书太少见了,杨浚自然不愿轻易出借。然而想不到的是,这位客人却深夜便服到访,这可让杨浚犯难了。他只能托故不见。因为到访的这位。

“儒藏说”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收书10254种,172860卷,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四库全书》出现在号称封建'盛世'的乾隆年间,固然离不开当时政治安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