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高宗、武则天时代“敦煌藏经洞出宫廷写经”辨伪

本文认为北图0623刘幼云藏《金刚般若经》(散0659)和日本三井八郎右卫门藏《妙法莲花经》卷第二是赝品,对此进行了比对性探讨。

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文学关系论析

武则天登基前后,礼仪与文学的相关性表现突出:一方面,武氏以礼仪改制作为其政治革命的先声;另一方面,由礼仪改制和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文人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也如实地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时之文体和文风。

武则天时代文士群体贪财好货风气管窥

武则天时代文士群体中贪财好货风气盛行。他们财货欲望强烈,频出财货丑闻,甚至贪赃。这与当时经济繁荣、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统治者喜好奢华等因素有关。此外,武则天重用寒士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武则天时代与刘知几《史通》的撰著

大唐帝国初期繁荣昌盛的文化氛围,奠定了刘知几早年丰厚的学术修养,科举制度使刘知几进入官僚仕途。武则天时代的劝谏上书,使刘知几崭露头角,武则天的诏修史书使刘知几获得了编修历史著作的大好机遇。中宗时代史书编修的烦恼促成了刘知几的不朽名著《史通》的诞生。纵观刘知几的一生,武则天时代正是他史学事业成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缺少这样一个特殊的环节和氛围,刘知几将很难完成《史通》这样一部纵论古今史学的重要著作。

武则天至玄宗时代敦煌的三洞法师中岳先生述略

对敦煌文献有关中岳先生等资料的分析 ,知道道教的三洞法师等有被授与某某先生的惯例 ,先生称号多取自五岳之名中岳、北岳 ,西岳、南岳的鲜见。某某先生之称号 ,初期是由中央王朝颁发的 ,后来混乱使用 ,偏远的敦煌即有其例证。中原与各地区间、道教组织之间 ,有不少道经和人员等相互交流往来。中岳先生之称号 ,似首先在嵩山附近的道观 ,后来才流行到全国各地 ,道教徒间也相互模仿 ,如在敦煌、长安、嵩山等地均有此种称号。

试论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文学关系

武则天登基前后,礼仪与文学的相关性表现突出:一方面,武氏以礼仪改制作为其政治革命的先声;另一方面,由礼仪改制和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文人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也如实地反映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时之文体和文风。

论唐代双室砖券墓的“神龙模式”

目前已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券墓,唐中宗朝至玄宗朝初期下葬的15个墓例具备典型规律和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命名为“神龙模式”墓葬。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神龙模式”墓葬作以综合分析,认为其密集出现是由“后武则天时代”的特殊政治背景决定的。“神龙模式”的积极制作者是“后武则天时代”的宗室女性,其消失是缘于唐玄宗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墓葬规模和葬礼规格关乎政治秩序,当“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神龙模式”这种利用葬礼表达政治意图的手段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和利用价值。

墓葬所见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

在系统梳理墓葬与墓志所见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之后,可知李唐对于建国元从,多授予三品至五品文散官和勋官。在政权建立之后,不少元从或归返本乡,或驻守战略要地,或移居长安、洛阳及其周边,河东潞州人士归返本乡更为显著。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墓葬呈现一定的共性,如随葬贴（描）金彩绘的器物,葬以双室砖墓。在唐代潞州地区,随葬神煞俑、极具特色的墓志,成为潞州元从这一政治文化集团的标志,最终在初唐至盛唐时期形成了唐代墓葬的＂潞州模式＂。李唐建国元从的背景,使得地方豪族墓葬呈现出特殊的面貌,在武则天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将初唐至盛唐时期一些＂僭越＂的墓葬放于＂首膺义旗＋地方豪族＋武则天时期＂的模式中加以考察,一些看似不符合已有丧葬等级制度的墓葬便可以得到解释。以政治文化集团的视角对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的墓葬进行考察,共同参与李唐建国的行动,拥有元从的身份,高宗武则天时代特殊的处境,将元从集团塑造成同一类型的群体,他们对政治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更为强烈。

吃货宰相的悲喜剧--古代吃货官员的鸡零狗碎(二)

悲:宰相吃货因路边吃饼被断送仕途前程刘晏相国吃路边小食,大为失态,有惊无险,倒也无事,值得暗自庆幸。不过到武则天时代,一位叫张衡(注:并非东汉科学家张衡)的准相国级官员就没他幸运了。张衡先生虽然只是朝廷的四品官员,但是已经通过了考核,马上就要提拔为三品大官了。升官之前最紧要的是不要出事,张衡也小心翼翼地不做出格的事。然而,还是出事了。且说有一天,张大人退朝回来,经过长安的商业区,路旁饼店一批蒸饼刚出炉,“路旁见蒸饼新熟”,馋得实在不行,心中在做着天人之争:不行,我是国家重臣,要有纪律要求,随随便便跟这些个小商小贩交易,岂不是失了国家的体统?哎呀,熬不住啦,实在太香啦,不就吃一个蒸饼吗,又不是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对我的前程又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