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则天时期法官道德的两极化

武则天时期法官道德呈现两极化的现象:酷吏与名臣交替出现,法官道德的卑劣者与高尚者相映成趣。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古代过高的司法道德理想很难转化为现实。专制时代的统治者往往会将法官变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这要求我们在当下的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中,要注意司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科学合理地设定法官职业道德的标准。

关于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研究

武则天作为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对隋朝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完善,取得显著效果。基于此,本文首先从提高进士科地位、开创殿试,开创武举三方面,对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进行分析,其次探讨了科举制度改革对于历史的影响,希望为人才选拔提供有效参考。

浅析武则天时期的乐舞发展——以“武皇十万宫廷乐舞”为例

“武皇十万宫廷乐舞”是由武则天组建的,有着宏大规模的宫廷乐舞,其乐队名为“十万宫廷乐舞”。“武皇十万宫廷乐舞”是历史悠久的舞蹈艺术,是唐朝繁荣乐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最早可追溯至武则天执政年间,距今1300多年,期间经历了筹划准备、鼎盛发展,以及衰亡遗散三个阶段。本文以“武皇十万宫廷乐舞”为引线,分析武则天时期的乐舞发展盛况。

武则天时期意识形态关照下的云纹纹饰——以敦煌329窟“夜半逾城”为例

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武则天时期的云纹纹饰,围绕敦煌武则天时期开凿的代表性石窟329窟中的壁画"夜半逾城"展开讨论,深入探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段中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云纹文化的深刻影响。

初唐敦煌莫高窟大幅净土变之建筑图──试论贞观时期和武则天时期莫高窟的某些特点

莫高窟初唐窟群当中，329窟和331窟的壁画在画功特色上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上述画功特色接近贞观年间的洞窟，但与武则天时期的洞窟差异比较大。

“善业泥佛像”存在时限考释

鉴于目前学界对"善业泥佛像"的模糊界定和出现的时间性问题,通过历史文献和现存实物做了几种可能的梳理。如出现时空的特定性、图像、型制与造像特点,以及善业佛铭文的表述名称、前后同类造像的比较等分析。提出"善业泥佛像"存在的时间基本在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偏向武则天时期。

关于唐代龙门石窟中圆形束腰台座坐佛像的研究

本文以7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龙门石窟中大量出现的圆形束腰台座坐佛像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同窟的弟子像、菩萨像、天王像、力士像等,对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其结果,笔者以7世纪90年代前期为界限将圆形束腰台座佛像划分成两个部分。在此之前,圆形束腰台座的坐佛像大多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且佛像、弟子像、菩萨像等从7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造像中继承了龙门石窟本来的流行形式。而从7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圆形束腰台座坐佛像中所占比例最大的第三类(束腰部无球形隆起,且无悬裳座)造像,产生了定型化的趋势,其主尊几乎都身着通肩式袈裟,胸腹之间的袈裟刻出'U'字形衣文线,施降魔印,透过袈裟能看到双腿轮廓,单腿在外结跏趺坐。此外,笔者还将圆形束腰台座坐佛像的小窟于与同时期的大、中型窟进行了简单的比较,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异同。其结果,两者应该分属于不同的工人系统,但彼此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最后,结合7世纪90年代龙门石窟和洛阳城内的营造活动,笔者试着对7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类圆形束腰台座坐佛像发生定型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除了八木春生所指出的,690~705年龙门的大部分工人可能都集中在东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或许与此时期武则天在洛阳城内的大规模的营造活动有所关联。

被人遗忘的酷吏--唐代程思义墓志浅析

千唐志斋旧藏一方唐人程思义的墓志,志文记载了关涉武则天时期酷吏的事情。《旧唐书》在酷吏列传的序言中这样说“盖仁义既废,然后齐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天道祸淫,人道恶杀,既为祸始,必以凶终”,节选这三段文字,正好概述了早期酷吏的出现缘由、唐代出现酷吏的原因和他们最终的结局。

韦思谦:为国“明目张胆”

韦思谦(公元611-689年),本名韦仁约,字思谦,河南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人,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重臣,由应城县令升任监察御史、御史大夫、尚书左丞。成语“明目张胆”说的就是他刚正不阿、有胆有识的故事。明目,即睁亮眼睛;张胆,即放开胆量。敢作敢为不避豪强韦思谦在任应城县令期间,“为政清简”,当地“风化大行”,遂升任御史台监察御史。

虎父犬子

狄仁杰是唐朝武则天时期杰出的宰相,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为了纪念他的卓越功绩,魏州百姓为他建立了生祠,爱戴他,供奉他。可是,狄仁杰的儿子狄景晖却与其父相反,他生性残暴,吃喝嫖赌无一不做,后来他仰仗父亲的威名做了魏州的官员。在任职期间,他贪婪无度,欺压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