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

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君权式微、京师被毁 ,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能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原有禁卫武官的职能难以实现。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 ,在州牧领兵体制下曹操幕府在军事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形成了以统领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霸府禁卫体制 ,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此。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 ,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新生的领、护军制度与汉代制度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护军之制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 ,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幕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 ,校尉之制乃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 (有中军校尉 )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４９３／４９９）后，北魏王朝确立了与魏晋南朝相似的禁卫武官制 度，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通过对史传及碑志资料 的钩稽考察可知：北魏后期领军将军执掌禁卫军大权，其职主要由外戚、宗室等帝室姻亲担 任，在政治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左、右卫将军承担皇宫机要禁卫职责，其担任者仍 以宗室、权臣子弟、亲信为多；武卫将军侍卫君主左右，负责禁中宿卫。领军－左右卫－武卫 将军构成了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

唐后期地方武官制度与唐宋历史变革

唐后期以节度使等使职为代表的地方武官,成为武官制度的主体,从而引发一系列制度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支郡刺史军权的增强以及辟署权的获得、军镇武官设置和隶属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它们是唐宋之际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对五代、宋官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十六国五燕禁卫武官制度考

五燕禁卫武官制度与前、后赵相似 ,仍以继承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为主 ,其主体是领军、护军、左右卫将军 ,又有中垒、中坚、骁骑、游击将军及诸校尉 ,有类似晋制的殿中 (上 )将军。领军制度仍是五燕禁卫武官制度的核心 ,禁卫长官领军将军、中领军在五燕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燕还有类似汉代制度的郎中令和郎将 ,后燕有类似晋台之中卫将军及类似汉赵亲御郎之侍御郎、类似后赵之龙腾、类似前秦四禁将军的左、右禁将军。五燕禁卫武官制度承袭之前其它十六国政权如前、后赵和前秦的可能性更大 ,各国制度之间则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孙吴禁卫武官制度考

孙吴继承汉制，设光禄勋、卫尉、城门校尉及三署郎将等职，但其 是否如汉代一样具有禁卫职能，史无明载。五校尉之职皆由要臣担任，当与汉、魏之制相似 。孙吴领军所见较少，而护军制度发达，武卫将军“典宿卫”，为重要禁卫将领。禁卫诸督 别具特色，尤以绕帐、无难、解烦督统兵众多，是孙吴最重要的禁卫武官。

吴三桂政权武官制度研究——基于档案文书的考察

清代三藩之乱中的吴三桂政权,其武官系统中存在将军号和军职两个序列。将军号在吴三桂起兵之初便已创设,用于标识武将的等次,目的是合理安排旧部和降将的地位;而军职则标识了军队实际管辖关系的等级。此外,对基层武官,吴三桂政权有资格的考察,包括武举和"随征官"。武官的将军号有升转之制,地方镇标中的武官可以升入亲军中。但是军职的滥授迅速发生,导致武官制度出现困难。

六官体制下的北周禁卫武官制度

一、《隋书·礼仪志七》所载北周禁卫武官制度。《隋书》卷12《礼仪志七》载“後周警卫之制”，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北周禁卫武官制度，是迄今为止认识北周禁卫武官制度最系统最权威的资料。兹先将有关记载引述如下，然後再作分析讨论。

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

北魏建立之初即确立了与汉代郎官制度相似的幢将郎卫制度 ,以内都幢将为长官的幢将郎卫制度负责以皇帝保卫为核心的禁卫事务。幢将与内三郎及羽林、虎贲等郎官多由鲜卑官贵子弟充任 ,幢将郎卫制度延续约百年之久 ,是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约从太武帝时出现了殿中尚书与司卫监 ,殿中尚书“典宿卫” ,为禁卫军首长之一 ,司卫监有监督殿中尚书之责。殿中尚书与司卫监多出身于拓跋鲜卑及其附从部族。殿中尚书、司卫监与幢将郎卫两个系统共同承担保卫北魏皇帝及宫城的禁卫职责 ,皇帝出征或出巡时禁卫武官均有率兵从驾侍卫的职能。禁卫武官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禁卫军权与北魏前期政治关系极为密切。

西魏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本文认为 ,六官制改革 (556)前 ,西魏 (535— 557)禁卫武官制度继承北魏末年制度而未发生重大变化 ,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 ,其下有左卫、右卫将军及武卫将军等职。文章考察了西魏领军 ,左卫、右卫、武卫诸将军的禁卫职能 ,对诸职担任者的身份进行了分析 ,认为西魏朝领军将军等禁卫长官基本上都由宇文泰的亲信———同族 (宇文鲜卑 )、同乡 (武川镇 )、同僚 (贺拔岳府 )、姻亲(甥婿 )及其子弟担任 ,这无疑更有助于宇文泰控制西魏皇帝和保卫自身安全。此外 ,西魏还存在着类似北魏后期制度的其他禁卫武官 。

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

文成帝《南巡碑》可进一步充实对北魏前期以幢将郎卫制度为主体的禁卫武官制度的认识。《南巡碑》所见幢将有内都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内小幢将等 ,内都幢将当为负责殿中宿卫的禁卫长官。《南巡碑》所见斛洛真即胡洛真 ,意即“带仗人”(宿卫者 ) ,斛洛真军将或即宿卫军将。雅乐真、胡洛真可能就是史书中常见之羽林、虎贲 (郎 )。《南巡碑》可见大量郎官———内行内三郎、内三郎、三郎 ,内三郎多兼将军号。北魏前期亦有左右卫、武卫、四军、骁游等将军 ,似亦为禁卫武官。左卫将军所兼之南部折纥真即南部下大夫 (尚书南部侍郎 )。文成帝时禁卫武官出身于五六十个家族 ,归附拓跋鲜卑的各部族几乎都有代表人物任职于北魏禁卫武官系统 ,主要以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及素和氏、斛律氏等约十余个家族为主。高车 (敕勒 )族的乙旃 (叔孙 )、斛律氏与北魏禁卫军权的关系极为密切。

汉魏外封武官制度研究

西汉武帝时,中原王朝的武职官员开始较为系统地封授给周边民族及政权首领们,到东汉、曹魏时期,中原王朝主要武官基本都已外封,并且通过普遍加授"率众""率善"官号使之更趋于独立、一体化和规模化。武官外封制度逐渐走向完备,并与较早成熟的外封爵位体系共同构筑起汉魏民族首领的官爵名号封赐制度。外封武官代表的汉魏职官封授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化存在,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汉魏外封武官体系的构成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创造,更是各民族制度文化融合的结果,它还往往成为民族政权自身官僚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其封授遵循先接触先封授的基本规律。

明代世襲武官人數增減與制度變遷

明代世襲武官的人數有兩個數字:一是貼黄之數,即世職的理論總數;一是實際的官員人數。武官亡故後,其子孫未及時襲職,實際人數就會少於理論人數。終明一代,世職貼黄不斷增長,而實際人數在宣德前後達到頂峰後就逐漸減少,到明後期已不敷軍隊所用。永樂一朝的氾濫陞授是世官劇增的根本原因。赴京襲職道遠費多,官吏刁難索賄,武官子孫棄武就文,繼承資格受限是世官減少的主要因素,其根源則是蒙元舊制與中原傳統的衝突。世官的增減引發了明代財政、官制、軍制的諸多變化。世官人數劇增是田賦白銀化的直接原因;世襲制度在明中葉被改造爲"世選"之制;晚明世官衰落、雜流興起,軍制多樣化,是社會變遷在軍事領域的表現。

明朝武官法律思想及制度建设初探

明朝作为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的典型代表,其法律思想和法制建设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明朝的武官法律经过长期的发展,也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明朝武官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丰富了军事法律的历史研究内容,其内在演变规律为当前军队法制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论日本军部职能的加强与日本法西斯化

日本的法西斯化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 ,它不是通过法西斯政党夺取政权的方式来实现 ,而是由军部不断扩大其职能、逐步加强对政权的控制而完成的。日本军部是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核心 ,日本的法西斯专政就是军部法西斯专政。

南朝直閤将军再探讨

南朝的直閤将军始终没有成为正式官职名称,而一直是官员的临时差遣。直閤将军本身没有固定的官品和官班,担任直閤将军的人由于各自所领本官不同,从而决定了其官品或官班高低不一。作为皇帝或当政者的近身护卫,直閣将军皆是受到皇帝或当政者的宠信之人。他们的职权有的等同于二卫将军、领军和护军将军,甚至凌驾于这些禁卫长官之上,这是对禁卫武官制度的一种破坏。直閤将军的出现直接起因于元嘉末年太子刘劭政变、宋文帝被弑事件,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其时门阀士族的衰落、禁卫长官的门阀化以及军校骁游等武官不领营兵的制度因素。直閤将军对禁卫长官职权的侵夺,决定了其最终被历史淘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