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灌殊途:文帝初年君臣关系中的武将群体

西汉前期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大批因军功而封爵的列侯。“诸吕之乱”和迎立代王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1)已经打破了高祖时期的政治平衡,其势力渐渐壮大,这势必会对新君即位之后的君臣关系产生影响。文帝登基之后,本着“军功阶层本位”的原则,对武将群体进行调整,对周勃进行打压,同时在军功阶层中拔擢灌婴、陈武等武将力量。至此,高吕时代的功臣集团独大局面即将结束,一种君主臣辅、互利互用的君臣利益共同体已经建立。

论明末清初武将精英参加云贵军事平叛活动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中华大地政权林立,暗流涌动,各种社会势力在进行重新洗牌和组合,这是一个呼唤英雄并且产生英雄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云贵因地处我国西南部,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尤其成为多股势力角逐之所。武将精英以时代发展为依归,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己任,听从朝廷召唤,积极参加云贵各种军事平叛活动,如邓子龙设计平“五开卫兵变”、刘綎勇猛征播建奇功、赵良栋平吴叛乱创头功。这些军事平叛活动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云贵地方管理体制的变革、推进了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丰富了云贵武将精英文化内涵。

明代武将墓志价值探究——以北京出土明代武将墓志为中心

1949年以来,北京地区出土了较多的明代墓志。其中,武将墓志占据相当比重,反映了武将墓志在明代的兴起,这主要与武将在明代所受统治阶层的重视程度等有关。通过对相关墓志所作的文献考察发现,该类墓志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其志文再现了明代武将独特的文学形象,其中,传统理想武将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明代封建理学对武将的期许。除此之外,明代武将墓志还有其他诸如墓志发展史(演变史)、史学、艺术学、地理学、语言文字学等价值。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立碑时间发微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是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文献,原石碑早已不存,碑文幸存于清人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中。碑文为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写,但这并不是立碑时间。从碑文中避金世宗及“寿昌”讳,以及出现了“经武将军”这一武散官名称,可以判断立碑时间在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改名完颜雍至明昌初年之间。

军贼与名将形象的转变及历史书写——以南宋武将戚方为例

戚方是南宋高宗、孝宗时期颇具争议的将领。他早年为禁军教骏卒,北宋靖康之变后天下大乱,他在官军与叛军之间反复横跳,多次杀掠屠戮江南地区百姓,建炎末年在岳飞的追击下投降张俊大军,后随军抵御金国多年,多有战功。乾道初年,戚方一度官至武当军节度使,为孝宗朝最高将领之一。但是在不久之后因贪污、勾结内臣等问题,被宋孝宗贬黜,直至乾道七年(1171年)在果州团练副使的从八品闲职上去世。戚方早年间的身份反复转换,后来在为将帅时也问题颇多,宋人史书记载中对其书写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将戚方称为“军贼”,而《盘洲文集》中宋孝宗夸赞他“忠不顾身,名副其实”。通过研究戚方的生平事迹与形象书写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南宋初年的军政环境、与戚方情况类似武将的行为,以及南宋时期统治者的驭将之道。

宋代武将作者诗词创作倾向

将视野聚焦于宋代武将(专指军事将领,而非从军文官)的诗词作品可以发现,武将的文学创作不仅作品数量可观,且其中不乏佳作。而作为武将身份的创作者在创作上透露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具体体现在作品的题材选择、创作形式以及思想内容上受到儒家思想和文人雅趣的影响。这一倾向与宋代“崇文抑武”现象密切相关,同时武将以“武”来寻求身份认同的困难处境亦对武将创作的文化倾向产生了推动作用,从而影响了武将的创作倾向。

金末武将叛金降蒙问题探析

金元易代之际,许多金朝武将出于自愿或为形势所迫,在权衡利弊之下选择了叛金降蒙。蒙古对这些降将一方面采取了大胆任用的态度,实行优抚措施,另一方面又对叛金降蒙武将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面对众多武将叛降蒙古的严峻形势,金朝也逐渐转变自己的政策,开始招徕降将,但效果并不明显。金朝疆土日蹙,国势益衰,败局已无法挽回。

观十六国时期变体隶书的发展——以《广武将军碑》为例

十六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争频发,中原地区群雄割据,战乱加速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在此历史时期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以《广武将军碑》为代表的碑刻书风,促进了变体隶书的发展。十六国时期又处于字体转变的关键时期,体现了隶书楷化的进程。本文以《广武将军碑》为例,对其碑文刻制、形态结构及章法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探究,《广武将军碑》是我们研究十六国变体隶书的重要依据,对研究书体演变过程有重要参考价值。

武将450FS悬浮种衣剂对玉米苗期病害的防治效果

通过2年的田间试验,明确了武将450FS悬浮种衣剂对玉米苗期病害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其中使用剂量为175ml/100kg种子(商品量)处理的效果最好,可使玉米增产8%左右。

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

北宋时期 ,在统治集团的刻意压制下 ,出现了武将群体素质明显下降的趋势。作为群体的北宋武将队伍 ,不仅缺乏以往历史上军事将领的用兵谋略 ,而且普遍弱化了果敢顽强的基本品质 ,呈现出怯懦萎靡的精神状态。这种趋势在宋太宗以后愈演愈烈 ,在宋仁宗时代达到了顶峰 ,从而直接影响到国防能力 ,是造成宋王朝“积弱”

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

北宋初期 ,都部署是武将担任的方面军主帅 ,权位显赫。但“澶渊之盟”后 ,都部署的地位有所下降。到北宋中叶以后 ,都部署成为文臣经略、安抚使的兼职 ,而武官通常出任副都部署 (副总管 ) ,遂成为文官统帅的副手和下属。都部署的这一变化过程 。

明武状元谢弘仪《蝴蝶梦》传奇考论

明万历武状元谢弘仪,是以武状元身份进行戏曲创作的曲家,也是明代唯一一位武进士曲家。他在蓄养家乐的同时还创作了《蝴蝶梦》传奇。《蝴蝶梦》一剧,得到祁彪佳的高度赞誉。本文在陆梦龙所撰之《蝴蝶梦·叙》的基础上,结合谢弘仪相关生平经历,考知《蝴蝶梦》创作缘由与主旨;分析谢弘仪自撰之《凡例》,探知其戏曲思想与《蝴蝶梦》剧本版本流传信息。并通过对谢弘仪创作《蝴蝶梦》相关史实的考索,了解武将娱曲的新戏曲史景观,从而丰富对明代上层官员从事戏曲活动的认识。

蟒衣考源兼谈明宫廷演剧的武将装扮

《脉望馆钞本古今杂剧》中的“穿关”是研究明代宫廷演剧的重要材料。作者考察这些“穿关”时发现：尽管剧本描绘的武将往往是“披甲戴铠”的“武扮”，但武将的“穿关”却主要采用蟒衣等“文扮”。通过对蟒衣渊源和形制的考察，作者认为明宫廷演剧中武将的蟒衣装扮，主要和明代的赐蟒及宦官演剧有关。

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与武将的关系——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

余靖与狄青,一文一武,同为北宋仁宗时名臣。但由于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现实,余靖最初也表现出了对狄青的轻视。随着二人在南征侬智高的战争中的合作,余靖才真正认识到了狄青的非凡的才能。在狄青死后,余靖为狄青撰写墓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成就了一段文武合作的佳话。

金朝武将与金代国运的兴衰

金朝以武立国,武将在其国运的兴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朝建立之初,众多能征善战的武将为金朝灭辽伐宋,建立强大政权,推行强势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金朝中期,较为和谐的内外政策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使武将渐趋儒化,但同时也造成了武将尚武精神的逐渐退化。金朝末年,由于武将整体实力的下降,以武立国的金王朝,最终"亦以兵终",其国运也走向了衰亡。

宋辽战争中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北宋为防御辽朝,赋予边将便宜行事权,令其长期驻守,但多地位低微,领兵数少。在宋辽战争中,依据御赐阵图如果无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甚至会使己方蒙受巨大损失,则会导致一些有为将领不得不在关键时刻突破将从中御的限制,而采取便宜行事的做法,采取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作战方略。由于宋代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武将畏谨之风日盛,即使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也不能发挥应有之作用。而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自宋太祖始就采取诸多措施限制武将的便宜行事权。

论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的缺陷及影响

宋代武将的培养选拔体制与以科举为主的文臣体制不同,是建立在沿袭传统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其中以传统的荫补和军员转补制度最为重要,新兴的武举及武学影响很小。在此体制下,所培养和选拔的武将,注重的是门第出身、资历和军功,而轻视包括文化知识水平在内的综合素质,这难免有很大的缺陷和消极影响,造成平庸、匹夫之勇者居多,善谋略和有胆识者少的后果。

论中国武将门神画的艺术特征

武将门神,作为众多门神形象的一种,与民俗生活息息相关。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它的功能也渐渐发生变化,由最初单纯的镇邪,逐渐丰富为驱邪祈福。武将门神画的造型、构图和色彩等艺术特征,反映了中华民族高雅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试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

东汉中后期凉州武将与乡里杂居的羌胡结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构成了日后凉州武将整合羌胡崛起凉州的社会基础。东汉朝廷一直有害怕凉州武将借羌乱而起的顾忌,后迫于形势,才起用凉州武将。凉州武将群体分为著姓武将和中下层豪族武将两类,同州里的地域因素在凉州武将的关系中所起作用不大,因而凉州武将群体并没有形成联系紧密的地域军事集团。凉州武将群体在政治上有反对宦官专权的共同诉求。在东汉末年,凉州武将群体对东汉存在的正统性或怀疑或否定,以董卓为代表的中下层豪族武将则进京掌握了中央大权,摧毁了东汉朝廷的权威。

文坛“武将”谢冰莹新论

现代去台作家谢冰莹的人生经历极其独特 :两次进入战场、四次抗婚出逃、蹲过日本监狱……而她在此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也卓然不群 ,称得上文坛“武将” ,别样的女性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