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系变迁中武汉都市区簇群式空间的形成机理

随着城市区域化及区域城市化态势的日益显现,一些大城市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在都市区尺度上形成一种簇群状空间形态,武汉表现得较为典型。本文试图从权力关系变迁入手分析武汉簇群式空间的形成机理。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博弈使外围区政府采用"双城"模式发展,加上在都市区空间各个方向发展较为均等的条件下,各区政府纷纷与资本结盟各自为政发展,使都市区外围空间均衡镶嵌,武汉都市区空间被"簇化"。若武汉内外环境没有较大的变动,武汉簇群式的空间态势仍会继续下去。

武汉都市区就业中心空间特征及后疫情时代规划思考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爆发对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武汉,作为这次疫情的中心,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大都市,如何提升城市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空间韧性值得我们反思。本文识别了武汉就业空间格局及就业中心的空间特征,初步揭示了武汉都市区就业中心分布和新冠疫情爆发危险区的空间关联性。就城市就业空间格局而言,后疫情时代为减少城市内部疫情的跨区传播,需要形成合理的防疫分区;为了构建更具韧性的空间结构,武汉需要优化就业中心职能类型、分层级优化就业中心规模并且巩固多中心的就业中心格局。本研究利用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和最新的企业数据,对武汉3261 km^2的主要城镇化地区进行研究,展示了武汉都市区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情况,为后疫情时代的大都市就业空间模式优化了提供数据分析基础。

城市科技服务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都市区为例

城市科技服务业区位选择的研究对于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都市区为案例,基于工商登记企业数据,运用圈层分析与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城市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科技服务业集中分布于中心区和近郊区,呈现"多中心"的空间格局,不同类型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区位条件、商业环境、技术因素、文化环境、孵化环境、集聚因素和政策因素是科技服务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科技服务业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

武汉都市区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武汉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与圈层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都市区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都市区商务服务业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的多中心圈层格局,不同类型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具有差异性;交通通达性、土地价格、商业集聚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文化创新环境是商务服务业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类型的商务服务业,影响其空间格局的因素不同。

武汉都市区科技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武汉都市区2008年、2013年、2018年科技服务企业数据,采用圈层分析、核密度估计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科技服务业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都市区科技服务业向心集聚与向外扩展态势并存,空间分布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不同类型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存在差异;交通通达性、土地价格、科技环境、孵化环境、商业环境、集聚因素和政策因素对科技服务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

武汉都市区绿地破碎化格局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

基于武汉都市区1989年、2001年和2013年三期Landsat影像,选取景观格局指标反映绿地破碎化程度;利用梯度分析刻画绿地破碎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景观格局指标总体特征表明:在城市扩张压力下,都市区绿地面积比例由82%减少为62%,绿地景观破碎度明显上升。梯度分析表明:1989-2013年,各缓冲带上建设用地比例逐年上升,而绿地面积比呈下降趋势;主城区建设用地破碎度下降,高破碎区向三环线外转移;耕地破碎度在各缓冲带上逐年上升,且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耕地破碎度降低;而林地破碎度略微下降,城市扩张对主城区外土地利用景观影响加剧。关联分析表明:城市扩张强度向主城区外推移加速,耕地破碎度变化强的区域向三环线外转移,而林地破碎度变化强度呈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城市扩张在数量、格局及强度方面与绿地破碎化格局显著关联。研究结果可为研究区的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