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武举制度中的“策论”——从《武经七书》谈起

自唐朝创立武举制度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早在北宋元丰年间,《武经七书》便与武举制度密切相关。参加武举之士必熟读《武经七书》。但是,至今关于《武经七书》在宋朝发行之后的流传和发展状况的研究较少,文章探究与《武经七书》密切相关的武举制度中的“策论”环节,厘清武举制度中“策论”的历史发展脉络,补《武经七书》之研究。

《武经七书》确定及改动

宋代为配合武举、武学的考试、教学所需,由官方整理、刊布《武经七书》。《武经》勘定本与其它各本相比,有如下改动或不同:第一,删去了对君王不利或不礼貌的言辞;第二,强调"义";第三,删去了与军事关系不大的内容;第四,在文字上受古文运动影响,语言简洁而意义显豁;第五,偶有误改。宋人所选的《武经七书》在思想内容上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强调仁义道德,注重礼仪;在文武关系上,则侧重于"文"。

文献学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经典兵书——从《武经七书》、“中国古代十大兵书”谈起

自北宋《武经七书》出现以来,直到2013年《滨州学院学报》"中国古代十大兵书论稿"特刊刊出,历代学者在兵书经典化和普及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尝试,但形成的结果仍有整数概念的束缚和作品时代、作品类型覆盖不广等遗憾。为了更好地推进古籍的经典化和普及化,以文献学视角为中心提出一种看法:将《太白阴经》《武经总要》《历代兵制》《三十六计》《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练兵实纪》六部兵书,结合"中国古代十大兵书论稿"所论述的十种兵书,共同列为十六部经典兵书,作为整合中国古代军事学资源的一种解读。

《武经七书》“擒”字解

本文对《武经七书》中的五部经书里出现的17个"擒"字进行了考释,归纳出5种义项,即杀、斩首、攻破、战胜和消灭。

《武经七书》与游朴的武备思想

由宋代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校订、合刻而成的《武经七书》 ,是我国传统武学中的最高经典 ,被称为“兵法中的兵法” ,也是世界上首部兵法丛书。该书不仅武备兵学思想深邃 ,而且也深藏着儒家的仁本思想 ;不仅是一部治军之兵书 ,也是一部治国治政之书。游朴是明代的一位官员。他不仅从儒家学说中吸取为官之径 ,而且也从《武经七书》中吸取治国治政之韬略 ,使他在为官的一生中体现了“智、仁、勇” ,“清、慎、勤”的清官特色和“三主法曹 ,无一冤狱”的严明执法精神。本文从“仁本第一 ,文武兼施”、“重视国防 ,加强守备”两个方面来论述游朴从《武经七书》里吸取治国治政之韬略 ,以丰富其仁政惠民的思想、治国治政之经验 ,同时也加强他武备思想的形成和建立。

点亮兵书——《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是宋朝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下令国子监从众多的兵书中选出一批精粹之作作为教材。受命参与这项工作的朱服、何去非等人历时三年,最后确定并校理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宋神宗将其命名为《武经七书》。此书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军事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存《宋本武经七书》,为南宋孝宗时官刊本。原本为清末陆心源皕宋楼所藏。

试论《武经七书》的管理思想

《武经七书》(以下简称《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从我国浩繁的兵书中选出,颁行于武学(军事学校)的七部兵书,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这些北宋以前军事代表作,是我国冷兵器时代战争指挥者智慧和经验的总结,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都起过巨大的指导作用。重要的是,七书又是我国古代丰富管理思想的总汇,对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管理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古代与它相应的是“治”,“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治”就是管理,又称为“司牧”、“驭民”。本文试分析《七书》所提出的“算”、“道”、“利”这三个范畴,探讨《七书》管理思想与现代经营管理的结合点。 庙算运筹。

领略古代兵家韬略的便捷之道——漫议‘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的《武经七书》

众所周知,在中华这块古老而广袤的大地上,曾上演过许多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涌现过繁若秋星的军事家,贡献过众多光辉夺目的军事创造和发明,铸就过无数高明的战略、战法原则。它们都是军事文化的有机构成,而其最集中最精粹的提炼,无疑是那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思想精辟的兵书战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兵书就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载体,是韬略智谋的同义词。兵法韬略。

《武经七书》情报分析思想简析

《武经七书》拥有丰富而成熟的军事情报思想,情报分析思想更是其中的精粹。书中提出,情报分析必须遵循符合战争规律,运用逻辑的、辨证方法进行的原则,并提出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和系统分析的情报分析方法。其中的情报分析思想存在绝对化、经验化的倾向。

大中华文库“武经七书”英译本的海外传播

从全球馆藏和读者评价两个维度调查大中华文库“武经七书”英译本的海外传播情况,结果显示其馆藏较分散,读者关注度不高。图书馆可以从阅读推广角度出发,扩大传播组织,构建多样化传播渠道,采用新媒体技术,重点面向专家学者及军队读者推广中国军事典籍,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军事文化传播。

从“武经七书”看儒家对传统兵学的整合

从春秋乱世中崛起的古代兵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兵学作为封建社会攻城掠地、征伐守战的军事文化模式,表现了成熟的战争理性精神以及鲜明的军事艺术特征。传统兵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现代商业、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中,至今仍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应用价值。 儒家文化对兵学从来就不是排斥的。出于儒家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儒家一向把兵学理论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纳入治乱与治道的政治模式之中,表达了国家垄断暴力的传统军事哲学思想。儒家文化对兵学的改造和利用,主要是通过历代对先秦兵学典籍的整理和增删的形式,将兵学理论儒家化,从而把战争手段视为道德的延长,使传统的战争哲学充满儒家的人文精神,适应历代王朝文治武功的需要。“武经七书”就是儒家文化在对传统兵学进行整合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古代兵学典范。儒家的改造,使传统兵学始终没有超出农业文明的范畴,并作为统治阶级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特殊工具,主要发挥了对内平乱定暴的军事功能。由于传统兵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惟在战争防卫体系中始终处于保守的态势,而且也因此造成民族尚武精神的失落,制约了兵学文化的发展。

张居正增订《武经七书直解》版本考辨——兼论《孙子直解》的增订情况及其学术价值

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是明代最早、最有影响的《武经七书》注解版本,有明一代流传颇广。作为"宰相之杰"的张居正对"武事"甚为关注,也曾对《武经七书直解》进行增订。然而,因后世流传的版本较多,各家著录或有抵牾,甚至错讹之处。对现存的张居正增订《武经七书直解》版本情况进行梳理,并重点对张居正增订《孙子直解》的详细情况及其学术价值进行研究,将对张居正军事思想的研究有所裨益。

《武经七书注译》商榷(续)

十二、先其所爱,微与之期。(《孙子·九地》)注释:微,伺探。 译文:首先夺取其战略要地,伺机与敌决战。(第56、57页) “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一语,旧说各不相同,未知孰是。句中“微”字若作“伺探”解,依《注译》一书的注释体例,应指出“微”是“(?)”字之借。《说文》云:“(?)”,司也。从见,微声。”段玉裁注:“司者,今之伺字。许书无伺。司下当有视字。《广韵》曰:‘(?),伺视也.’于从微取意。(?)同(?)。”

《武经七书注译》商榷

《武经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从我国卷帙浩繁的兵书中选出并颁行于武学的七部必读兵书,它们是:《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这七部兵书可以说是北宋以前我国古代军事著作的代表作,是我国冷兵器时代战争指挥者智慧的结晶和经验的总结。这些兵书曾哺育了无数的良将精兵。

《武经七书》略说

《武经七书》是指古代七部经典兵书,又名《武学七书》或《七书》,它包括: 《孙子》,亦称为《孙子兵法》、《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它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名著,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春秋战国末期孙武所作。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

曹注《孙子》与《武经七书》二则辨疑

《孙子》兵法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距今年代久远,由于传抄转刻、战乱兵火等历史原因,今本难免有所错讹。本文仅就曹操注本《孙子》与宋人注本《武经七书·孙子》中的两处疑误加以矫正。

《武经七书汇解》

淸初朱墉撰。朱墉,清初青溪人。青溪,或曰今浙江淳安,或曰贵州思州。墉号鹿冈,称鹿冈先生。清朝初年,为应武举之用,《武经七书》汇解出现甚多,康熙二十七年(1688)有《武经汇纂》八卷刻本。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十九年(1700),又有《武经七书讲义全汇合参》《(增补)武经七书汇解》《武经七书汇解》等版本问世。

《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武经七书》中的战争密码

熙宁五年(1072)六月,宋神宗继宋仁宗之后重新开设“武学”(军事学校)。为了适应教学和军事训练的需要,元丰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李卫公问对》)等书,镂版行之”。校定后的7部兵书共25卷,于元丰年间刊行,统称《武经七书》,以之考选武举和教学。

论《武经七书》的历史渊源及时代价值

《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精华。它的编纂是军事变革的产物。本文就《武经七书》编纂的历史渊源、历史地位及其时代价值进行了论述 ,揭示了军事变革对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阐述了七书的编纂对于中国古代兵学体系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意义 ,同时还指出七书中以“和”为起点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主体思想 ,对于我们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 ,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武经七书》编纂新考

北宋神宗朝《武经七书》的学术渊源并非是《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的《兵法七书》,而是仁宗、英宗朝所框定范围的“诸家兵法”。在选定《武经七书》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宋神宗本人,而非朱服和何去非。神宗对于李靖兵法的推崇,对于阵法、伍法和训练的重视,是较具争议的《李卫公问对》和《尉缭子》得以入选《武经七书》的关键。《武经七书》的编纂遵循了相对合理、统一的标准,顺应了军事教育正规化的需求,促进了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