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武英殿修书处书籍通行机制研究

清宫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中,供宫廷陈设、皇室传用或各衙门行取、赏赐高阶官员、作为标准本颁发各地翻刻的为正项书籍,纳入进奉皇帝的黄册、供衙门保管的蓝册管理。在行政系统内部售卖以及通过崇文门监督向社会发售书籍,只是武英殿修书处的附带职能。武英殿修书处售卖的书籍称为通行书籍,管理该项职能的机构为通行书籍处,通行书籍的来源有利用已有书板刷印、清理库存、聚珍版排印。通行书账目不纳入黄蓝册管理,正项书籍与通行书的库存、账簿均自成体系。通行书籍的结款方式多次变迁:首先是先发书后回款,后改为交纳书款再发书,最后又回转到先发书后结款。

清晚期武英殿修书处“修书”与“非修书”职能的消长——基于清宫档案的考察

清晚期即咸丰至宣统的五十年中,随着清政府统治衰微和国势衰落,内府书籍的出版早已每况愈下,出版品种大大减少。然而作为内府出版机构的代表,武英殿修书处仍然正常运行,直至宣统末年停止出版工作。本文依据清宫修书处档案,对清晚期修书处的具体职掌类比分析,并对其经费及运行状况进行纵向考察,勾勒此时期修书处"修书"与"非修书"职掌此消彼长的发展轮廓。

从武英殿修书之处到建制机构武英殿修书处--武英殿修书处的运作时间与机构正式成立时间探讨

清代内府刻书机构武英殿修书处的成立时间,学界有多种说法,其中武英殿修书处成立于康熙十九年(1680)、雍正七年(1729)武英殿造办处“改为”武英殿修书处这两种观点有清代官方文献依据。但这两种观点均有可商榷之处。康熙年间,“修书处”并不特指武英殿修书处,而是泛指“修书之处”,因此,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其含义是武英殿修书处开始运作,而雍正七年铸“武英殿修书处图记”,意味着武英殿修书处作为建制机构正式成立,而不能简单地表述为武英殿造办处“改为”武英殿修书处。

《穆宗毅皇帝圣训》刊刻研究——兼论清宫武英殿修书处的运作机制

清代皇帝驾崩后,内阁实录馆均要纂修"实录"和"圣训",其中,"圣训"要由武英殿修书处刊刻出版,存放于宫廷、颁赐重要大臣。武英殿修书处现存"圣训"刊刻档案中,《穆宗毅皇帝圣训》档案保存得最为完整,整理、研究这些档案,可以了解刊刻《穆宗毅皇帝圣训》的参与者、机构、流程、经费支出等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武英殿修书处的运作机制。

道光咸豐朝《武英殿修書處寫刻刷印各書用過銀兩物料清冊》兩件

清宮刻印書籍的用項和支出,是清史、書籍史、經濟史、文化史等相關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知見故宮博物院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武英殿修書處道光至宣統朝相關档册40件,为内阁黄册,是寫刻、刷印、摺配、裝潢各書給發匠役工價、供事公費、用過銀兩物料的清冊。本文選擇了道光、咸丰各一件,其中道光二十九年的一件為道光朝之僅存,咸豐四年的一件為該朝現存七件之一,现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筆者進行了整理標點。透過檔案中用項和花費的詳細記載,不僅可瞭解具體數據,還可間接瞭解修書處職能、財物制度、人事管理、部門之間的運作等大量的歷史信息,有"管中窥豹"之效。

考辨清代皇家出版的一部创新之作——评《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

清圣祖康熙皇帝以崇儒重道为基本国策,标榜文治,重视文化建设。武英殿修书处设立于康熙十九年(1680),是清代专门从事内府书籍校勘、刷印和装潢工作的皇家出版机构。这一机构运转了230余年,刻印殿本数量达670余种,以精校、精刊著称于世。武英殿修书处以清朝皇家雄厚财力为后盾,刊印典籍装潢水准高,所用纸墨质量好,校勘精细程度颇佳,在中国书籍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作者除了大量爬梳档案外,还使用了官书、笔记等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考察武英殿修书处及殿本的相关史实,厘清武英殿修书处的历史源流、发展历程、制度运作等具体的细节问题,是目前国内外关于这一专题研究的领先者。该书鲜明地呈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武英殿修書處與四庫全書館協作關係考論

武英殿修書處直接隸屬於總管内務府管轄,與修書各館的關係緊密。一般而言,修書各館負責書籍的編纂和校對,編竣後往往交由武英殿修書處進行刊刻、裝潢,在這一過程中雙方彼此行文往來非常頻繁,特别是針對書樣、板樣的校對,彼此互有分工合作。四庫全書館與武英殿修書處的關係相當密切,武英殿修書處全面參與了四庫全書館的繕寫、刷印和裝潢工作,四庫全書館閉館之後,《四庫全書》的補函、校訂等工作也多交由武英殿修書處完成。

《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评介

近年来,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方法与旨趣,愈加引起中国书史和文献学界的关注,大量的书籍史论著被陆续引介到中国来。但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书史研究,还是文献学研究,与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理念还是千差万别。随着作为舶来品的“书籍史”一词更多地使用于中国传统典籍的研究层面,中国学者开始注重书史、文献学与西方书籍史研究方法的结合。项旋近著《皇权与教化:清代武英殿修书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无疑是一本兼具文献学研究视域与书籍史研究旨趣的佳作。

對清宫武英殿修書處機構組織的再研究

清代宫廷刻書機構武英殿修書處是内務府下屬機構,對武英殿修書處組織機構的研究,是其基礎研究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金良年先生等學術先進將武英殿修書處的組織機構劃分爲監造處和校刊翰林處(或稱校對翰林處),但這一論斷,得不到收録了武英殿修書處官修的《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欽定總管内務府現行則例》等文獻的支持。根據清代官修政書及武英殿修書處檔案,武英殿修書處分爲互不隸屬的刊刻(事務)系統與編校系統,監造處是從武英殿修書處最高常設行政官員監造這個職位派生出來的約定俗稱的稱呼,校刊翰林處(校對翰林處)是爲處理武英殿修書處的編校事務而組建的臨時性團隊,它們都都不是法定機構。

道光十六年修补武英殿本《廿史》版片的流程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最为重要的中央刻书机构,专门从事书籍的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和装潢修复等工作。在武英殿修书处雕版印刷的书籍中,以《十三经注疏》和《二十四史》最为著名。除道光三年(1823)至七年间新刊之《辽》《金》《元》三史及未庋藏国子监的《旧五代史》版片无需修补外,道光十六年,武英殿修书处对残缺损坏严重的其余二十种正史(时称《廿史》)的版片进行大规模修补。事件大略,张学谦已经据上谕和奏折还原。

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统志》的纂修与版本

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初修志")是一部重要的官修地理总志,也是清代第一部《一统志》。国内的杜瑜、王会均、乔治忠、牛润珍、杨正泰、巴兆祥、张艳玲和日本的船越昭生等学者曾研究"初修志"纂修等问题。已有成果大多仅研究了"初修志"纂修过程的某些时间节点,如康熙二十五年前后纂修情况、康熙二十九年徐乾学等返乡修志、康熙四十三年修志工作"基本搁置"。

清代的方略馆与方略书

清代为编纂官方史书,历朝均设有专门机构。其中有所谓长开的,如起居注馆、国史馆、方略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常设机构;有所谓例开的,如圣训馆、实录馆、玉牒馆等按届开闭的机构;有所谓特开的,如明史馆、四库全书馆、三通馆等专为编纂某书而设的临时性机构。上述清代的修史机构,对整理和保存历史资料起了积极作用。 方略馆之设,始于康熙朝。每当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结束后,均由皇帝下令设专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或曰方略,或曰纪略。”书成后又由皇帝审定,属“敕撰”或“钦定”一类的官书;

书苑猎真

《晚清文化史》汪林茂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天朝统治衰微;民族危机日渐深重,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战争的炮火,使清统治者从只知"天下",到认识世界,进而去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从"修齐治平",到放眼世界。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的撰述与价值

在中国近代史上,咸丰、同治年间绵延西北各地的回民起义规模很大,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汇合成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然而,西北回民起义自身几乎没有文献传世。研究这次起义,我们能利用的,只有清光绪间官修的《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

清代文人参与内府修书的荣辱与沉浮

所谓“修书”,意为编纂、刊刻书籍。修书是封建王朝文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活在王朝时代的文人,参与修书则是“立言”以至不朽的途径之一。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修书的重视远超前代。仅就中央内府修书机构而言,有常开的内务府武英殿修书处、军机处方略馆、翰林院国史馆,有例开的内阁实录馆、宗人府玉馆,有特开的内阁明史馆、会典馆、三礼馆、三通馆等。

我记忆中的马衡院长

故宫博物院前任马衡院长,字叔平,浙江宁波人,著名的金石学家。来故宫工作以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国学门研究所的导师。故宫博物院成立。

关于“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红楼梦》摆印的两个问题

本文分为两部分,就萃文书屋本《红楼梦》在摆印方面的两个问题分别进行考辨。第一部分就萃文书屋是否为武英殿修书处这一问题,分别从证明二者相关之证据的可靠性、清宫档案记载、实物对比三个方面进行辨析,从而证明二者毫无关系。第二部分在证明程乙本确实仅用70余天就排印完成之后,通过分析程乙本上独有的与程甲本"叶终取齐"的现象的成因,为程乙本缩短工期的方法从排印工艺方面提供了一种证据与可能性。

御玺赏鉴

在清代帝后宝玺中,除国宝以外,所占比重最大者当为皇帝们平日钤诸御笔书画上的各式各样的闲章。其中尤以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为盛。这些闲章内涵丰富,从各个侧面反映出清代皇帝们自身的性格特点、生活情趣及文化修养。国宝以外诸玺种类。清代国宝以外诸玺种类繁多,包罗万象。单就玺文所显示的内容,可分为五类:(一)年号玺。皇帝在登基以前为皇子时期的印章,引文中有名和爵号,但为数不多,亦附于此类。如雍正帝的"皇四子和硕雍亲王章"、乾隆帝的"

“学术史上旷古未有之事业” 出版百衲本和点校本《二十四史》

武英殿位于紫禁城西华门内,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武英殿修书处,负责内府图书的雕版、印刷、装潢事宜。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1739-1784)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它的母本,除《明史》《旧五代史》是首刻外,其余二十二史中两汉、二国、晋、隋五史依据宋元旧刻,其余据明监本“二十一史”和明汲古阁“十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