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时期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考辨

乾隆间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是福建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利用新发现的《四库全书》纂修档案等史料,考订福建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始于乾隆四十三年而非乾隆四十二年,辨析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九年间翻刻武英殿四次颁发70种聚珍版的进度,并梳理其间历任巡抚任职等情况,基本确定主事者为福建巡抚富纲、雅德等而非福建布政使。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零种的鉴定

清代武英殿聚珍版印书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刷工程,福建、江苏、浙江、江西、广东5省又先后翻刻,品种不同,版式相近,统属《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目前这些丛书大多以零种流传,给版本鉴定带来极大困难。笔者为这些丛书零种提供了一些鉴定方法。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源流考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源流考曹红军一、起因《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伴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而产生的。清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五月，诏儒臣“校辑《永乐大典》内之散简零编并收访天下遗籍，不下万余种，汇为《四库全书》。择人所罕见，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剞...

福建官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承传

福建官府刻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承自内府《武英殿聚珍版》,且予以翻刻,广东广雅书局又据以翻刻流传,使《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得以提供学者利用。在保存文献与推广流传上,福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占有重要的角色。《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得以传播,与福建各地方官吏重视文教与支持刻书事业密不可分。

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修复谈古籍修复流程

2011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数字化扫描和制作电子书纳入故宫博物院工作计划。经统计核实,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有17种120多册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无法正常扫描,影响使用。经领导研究决定,这部古籍需要先修复再扫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室接受了此项修复任务。通过分析文献的破损现状,我们制定了修复方案,建立了完整的修复档案,经过选配和染制修复材料,分解书叶,修补书叶、书皮、书签、包角及修整书叶等十几道修复工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得到了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利用。

清代市活字印刷技艺之改进研究(上)——解读《造活字印书法》与《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本文以《造活字印书法》为参照,比较《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文献与图片记录,观清代木活字印刷技艺之改进主要在木子标准、刻字次序、印盔槽版（排版方式）、版面垫版、贮字方法、取字方法和＂逐日轮转办法＂等方面进行开拓创新,并为考据清代印刷工艺提供一些理论研究和实践依据。

关于《武英殿聚珍版书》的三个问题

本文主要依据乾隆间武英殿聚珍版书原本、底本和校样,对聚珍本的收书标准、办理程序、分校官和总校官的具体工作做初步的探讨:其一,《武英殿聚珍版书》的收书标准为:流传少;内容特别好。相对来说,《武英殿聚珍版书》更注重前者,故所收之书以大典本为主。其二,聚珍本的办理程序为:校录据发下的正本用方格纸抄成副本(即聚珍本底本),并在上面作署名标记,然后交聚珍本分校官、总校官校对;校完之后,摆板者据此摆印,并在页边上用墨笔标记(署名)。其三,分校官负责校对聚珍本底本(录副本)和校样。聚珍本一般会将校对官姓名印在版心后幅下方。至于卷末署校者或无校者署名的聚珍本,则应该是四库馆闭馆后排印的。聚珍本总校官只有彭绍观与刘跃云两人,他们主要负责校对聚珍本提要和目录。

《武英殿聚珍版书》提要考

《武英殿聚珍版书》可为纂修《四库全书》之衍生品,多收有世间罕见之书,由武英殿用'聚珍版'刊刻流传。因其价值甚高,故朝廷允许江南等五省翻刻,这样形成'内聚珍'与'外聚珍'两大系统。'外聚珍'又有福州、广州、南昌、苏州和杭州刻本,另有部分书籍收入各地丛书之中,其影响在清代远远甚于七阁写本的《四库全书》。本文拟将其提要与同时代之《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格式比较探析其特征及其价值。

浅析修复故宫藏《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

故宫博物院藏《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清高宗弘历敕辑,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木活字印本。该书故宫博物院现存223函、131种、1348册。历经300多年的沧桑巨变,该书呈现不同程度的破损。本文通过具体阐述本书修复之过程,归纳概括其修复方法,以期延长其使用寿命、恢复其往昔之风采。

清宫武英殿刻本

中国宫廷善本是中国历代书籍版本中装帧最华贵、版本最精良的本子,其书籍用料之独特、版式设计之精美、装饰装帧之考究,都是其他书籍所无法比拟的,其鲜明、浓厚的皇宫特色更使其独树一帜、身价百倍.……

孙觉《春秋经解》四库本讹误考析

以四库本为代表的孙觉《春秋经解》“十三卷”本第一、二卷内容全部冒用自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第一、二卷,这是导致史籍记载该书卷数有“十三”、“十五”卷之差异的原因所在。此“十三卷”本的讹误应当出现在宋宁宗嘉定丙子年(1226)汪纲补修之后、王应麟《玉海》著录之前这一段时期内,可能是因该书残缺而为人“访合”的结果。该书(并其《提要》)被清廷四库全书处送交“聚珍处”的抄本当是纪昀家藏本,很可能“聚珍处”在校对刊印时发现了其中的错讹,遂删改、取用原《提要》而刊印了另外一种版本,这是聚珍本不同于四库本的原因所在。

《唐会要》阙卷后人伪撰考

《唐会要》是我们全面了解唐代典章制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学界一般都认识到通行本(即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或出自殿本的排印本、点校本)《唐会要》卷七至卷十,是后人所补,非其原本。然而采用史源学、版本学、校勘学以及避讳学的方法,考察《唐会要》阙卷文字来源,亦可证明卷九二之"内外官职田"类及卷九三所采文字与明本《册府元龟》一致,而与宋本《册府元龟》有异,当是抄撮明本《册府元龟》,卷九四则全抄录《通鉴纲目》。由于其补作方式与卷七至卷十迥然不同,而与原本他卷没有任何差异,后人多受其欺,故视之为伪撰。今人利用《唐会要》须谨慎区别。

略论福建本“外聚珍”

福建本"外聚珍"的版本比较复杂,乾隆至光绪间有五次主要的印本。这五次印本所收之书多有不同,以往对此并未作详细梳理。本文借助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福建本"外聚珍"的同治和光绪两部印本,大致还原出这五次主要印本各自所收书的详细目录,希望能对学界使用福建本"外聚珍"、判断福建本"外聚珍"各书版本年代有所帮助。

《張燕公集》的閣本與殿本

四庫全書館修七閣本之間的差别向來受到重视,但閣本與殿本之間的異同尚未引起應有的注意。本文主要論證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與武英殿聚珍版本《張燕公集》的增補情况,對其間的編纂年代、提要舛誤、增補篇數、增補來源、增補訛誤等内容進行了辨析,不僅為閣本與殿本的比較提供了重要的個案,同時也對張説文集流傳最廣的兩種版本作出了较為全面的文獻學研究。

《朝野類要》現存版本考述——版本源流考之三

筆者走訪海峽兩岸,調查了幾乎是現存《朝野類要》的所有版本,草成本文。《朝野類要》在南宋中期問世後,一直静静地在其出生地江南的狹小範圍内流傳。明初編纂《永樂大典》,利用了此書。明中期稍前,又在江南刊刻過一次。保留着南宋初刻痕迹的這個明刻本,成爲現存各種傳本的祖本。不過,清修《四庫全書》,却未能找到這個明刻本,依據一部脱缺嚴重的鈔本,經過校訂编入《四庫全書》。從此,一直隱而不彰的《朝野類要》開始廣爲人知,廣爲刊刻。然而,筆者根據一部唯一現存的明刻本,與尚存世間的四庫底本相比勘,發現了經過校訂的《四庫全書》本與明刻本面目皆非。而常見的《朝野類要》又全是《四庫全書》本謬種流傳。在技術層面上,本文揭開《四庫全書》擅改文獻的冰山一角。通過具體考察,還揭示出擁有淵源關係的《四庫全書》本與《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之不同。

朝鲜士人眼中的《四库全书》及其衍生品

朝鲜士人心目中《四库全书》地位颇高,《四库全书》长期为朝鲜士人所津津乐道。虽然《四库全书》仅抄七部,朝鲜欲购而未得,但《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相关衍生品东传朝鲜后,也得到朝鲜士人相当多的关注。朝鲜文献中保存有相当丰富的四库学研究资料,能够反映出朝鲜士人对于《四库全书》及其衍生品的认识。

瑞安木活字印刷传承与历史记载的技艺异同考

本文以对元代王祯《农书》"造活字印书法"、清代金简《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和以印刷宗谱为主从而继承下来的当代瑞安木活字印刷为考察对象,考察对比分析了三者在刻字方式、字库存储、拣字排版、印刷工艺等方面工艺和流程的异同。通过梳理王祯时期木活字印刷初期应用、清代武英殿木活字印刷工艺的考究与发展,以及在民间用于印刷宗谱时所作的工艺适应性改进。从而明晰了700多年来木活字印刷技艺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印证了中国活字印刷术传承历史的完整性,当今瑞安木活字印刷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