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识别

歧视性限制措施是反制措施触发和阻断机制启动的先决条件,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却并未明晰这一术语的内涵外延和识别基准,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识别成为法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歧视性限制措施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其实质内涵和外延具象具有模糊性,需由中国反制法适用者通过识别明确其概念后方能具体适用。这一概念的具体化系通过廓清其理念依准、实质内涵、外延具象、法定基准和辨识序次来精准界定歧视性限制措施。在识别中,应当契合《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立法目的宗旨、基本原则和立法价值诉求,并在其概念含义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所框定之畛域内识别。为保障中国反制在国际法层面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应当依循其法定基准和合理的识别操作序次以保证具体识别结论的准确性。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适用研究

追偿诉讼是一国阻断法的私人实施路径,其主要功能在于阻却外国法律及相关判决的域外适用,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性质、目的和功能上判断,该条规定属于阻断性质的追偿诉讼条款。在借鉴域外阻断立法追偿诉讼条款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在谦抑性原则的理念下对《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我国公民、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歧视性限制措施”等用语进行谨慎的界定,同时应积极制定后续实施细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保障条款,以明确第十二条追偿诉讼条款的请求权基础、管辖权依据、判决的执行途径等适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障《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真正实施。

论我国反外国制裁司法救济机制之完善

基于反制和救济的功能定位,我国反外国制裁司法救济机制应当遵循中央事权原则、威慑原则、比例原则。反外国制裁的司法救济机制是涉外交事务的特别诉讼,有别于普通涉外民商事诉讼,应当建立特定的诉讼规则。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应当完善集中管辖、审查层报、期间和送达、飞跃上诉等特殊审理程序,注意协调处理外国法院判决、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并明确歧视性限制措施、制裁条款效力、损失赔偿责任等核心实体性问题的认定。

CEPA:WTO框架下内地和香港经贸法律关系的新发展

本文运用WTO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则来审视我国内地与香港刚刚签订的CEPA,对CEPA的利与弊做初步探讨。认为CEPA的签订可以迅速提升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CEPA的签署只是踏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在以后关于CEPA的进一步谈判中,应当充分注意到CEPA文本中业已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订立详细明确的附则,将解决争端机制规则化,将司法审查引入其中,争取从一开始就成为“规则导向”而非“政策导向”的CEPA,以期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一体化关系,为内地与台湾的一体化提供成功的范本。

“入世”给我国纺织品服装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11月15日,中美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标志着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正式结束,为我国"入世"铺平了道路,历经13年WTO的漫长之路终于绽现出曙光,加入WTO指日可待,这将给我国纺织品服装行业带来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加入WTO后,随着关税的降低和投资的放开,我国进出口贸易量将迅速增长,据估计,到2005年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纺织品服装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约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98年出口达428.56亿美元,到2005年,随着WTO取消纺织品配额和歧视性限制,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将获得极大的优势,可以进一步扩大出口,

论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中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赋予了受到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侵害的我国公民和组织向法院起诉的司法救济权。如何在实践中运用上述救济权,我们有必要从如下三个角度展开研究。从侵权行为的角度出发,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执行和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行为,具有民法上侵权行为的基本特征,我国法院应当依托《民法典》审理《反外国制裁法》中的侵权之诉。从侵权责任的角度出发,上述行为构成含有帮助行为的共同侵权行为,其中外国公主体是实行人,外国境内的私主体是帮助人,二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且有可能构成紧急避险。从侵权赔偿责任角度出发,被侵害人是我国公民或组织,同时其受损害的合法权益是财产或人身自由权益,其应当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