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审美话语的历史接受与影响分析

“审美评价”说是黄药眠在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提出的命题。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入当年“美学大讨论”的历史现场,既阐述黄药眠美学命题的重要性,也呈现他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人美学话语的交往和碰撞,直面黄药眠审美话语在历史接受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问题,作出相应的评价和分析,并在发生论层面呈现黄药眠的价值论美学对当代审美文论话语产生的深远影响。

历史性——从《挑战》看姚斯的接受理论

在《挑战》一文中,姚斯主要强调接受主体的历史性,但同时姚斯也并没有忽视文学的创作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的历史性,而将文本历史性与社会历史发展、创造主体、接受主体的历史性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胡适诗学的接受历史考察——以中西之争为中心

胡适的白话诗学基于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语言立场,强调中西融合。在新诗发展道路上,不同时期对新诗文化资源的取舍带来新诗人们对传统与西化问题的争论与思考,它总是或明或暗地关联着对胡适白话诗学的回应,构成了胡适诗学在中西之争中或认同或批判或片面理解或曲意误读的接受历史。

对宋诗的接受历史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宋诗的争议不休到比较一致接受的历史回顾，说明时代不同，阅读和诠释全体不同，其接受效果也就不同，这与当代的“接受美学！正相呼应。

“另一种读史”——“历史题材”影视剧与中国大众日常生活

学界近年来关于历史题材或以"大话历史"形式出现的影视剧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应如何创作与传播的讨论中,笔者注意到论者们几乎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视域:中国(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一个中国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接受历史?对此视域的研究会使我们更加强调历史题材类文艺创作与传播的伦理维度,更加重视中国自己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的探索与建构。

郭沫若诗歌研究的时代性特征分析——以《女神》研究为中心

依据关注话题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女神》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具体的阶段:1921—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现在为第三阶段。无论哪个阶段,人们的研究都显现出了某种非常浓烈的历史意味,亦即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不同的时代,生活不同,价值标准不同,人们对于《女神》并及郭沫若诗歌的看法也便极为不同。这种不同是文学时代性的别一种富有意味的表现,同时也是郭沫若研究不成熟、缺乏应有的学术自觉性和理性的一种典型表现。

曹操创作对历史的接受及其价值

曹操作为汉魏之际社会转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就曹操的创作而言,其价值不仅表现在文学层面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层面上。从历史的维度进行观照,曹操在创作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的运用,以及对当时重要历史事件的书写和再现,彰显出对历史的独特的评判和理解,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义,达到了文学与历史结合的新境界,实现了文学历史化与历史文学化的有机统一。

鲧的变形:中国古代天灾救济叙事观念分析

"历史接受变形"的研究,不惟有益于发现多维历史面相和历史话语转换的关捩,而且为探寻文化思想史方面的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鲧禹治水的传说在古代典籍中的演变,既表现为叙事主题的改变,又勾勒出同一人物于多重叙事中的不同形象。鲧的评价下降的过程与五行理论逐步成熟并被普遍接受的过程相吻合。古人对天灾的解释和对天灾救济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灾异发生的根源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系统又建立在对天道伦常的真诚信念之上。这种信念不仅来自对天的敬畏,还来自对天道的智慧颖悟。

中国现代戏剧接受表现主义戏剧的历史轨迹与特征

五四时期,表现主义戏剧思潮与其他各种外国现代派戏剧思潮一起进入中国现代文坛,对中国现代戏剧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五四时期至1940年代,中国现代翻译界、评论界、创作界对西方表现主义戏剧作了不同程度的译介、评论及借鉴。翻译、评论领域体现出对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偏重,创作领域则显示出独特的兴衰现象与对于西方表现主义戏剧两条分支兼收并蓄的独立性。探讨中国现代戏剧接受表现主义戏剧的历史轨迹、特征及其构因,目的在于对已有研究作出补充,并对当代戏剧借鉴外来流派给予启示。

什么是经典,什么是书法经典——关于书法经典及其形成条件的思考

所谓的书法经典,就一般意义而言,是那些能够超越个体和时空并被接受者反复选择与阐释,既作为范式意义的取法对象,又作为我们了解书法史发展的重要依据的书法作品。而一件书法作品若要成为书法经典,首先,就其内在特质而言,其自身必须在具备艺术性的前提之下同时具有独创性与新颖性,这是成为书法经典的必要条件;其次,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流传过程中,其必须能够被历史接受者反复不断地选择与阐释,这是成为书法经典的充分条件。

子學到“新子學”的内在理路轉换過程研究——以明清莊子學為例

明清莊子學是一個面對時代巨大轉變,如何去運轉與改變或接受、或創發的最佳的轉换過程典範,由子學的式微到'新子學'尚未建構,其中有四個重要的内在理路現象,是值得被注意與學習的。由宋明理學至明清莊子學,銜接將來的清代樸學,很明顯地有四個面向:一是知識建構莊子論:為歷史語言之接受,語音、音韻、語義的詮釋;或由評點、八股文式知識建構莊子論;二是歷史接受莊子論,省思莊子詮解之歷史思維,承接老子思想為正統,玄學解讀為方法,此歷史接受莊子論;三是實證融合莊子論,由實證出發,由心學、理學、三教合一、或與易學交會融合詮釋,而重新再建構新的莊子;四是自我實踐莊子論,變化重構與道體含攝,終至完成船山一家之言的巨匠系統論,承接内聖外王之學而自立一宗,是自我實踐莊子論。從明清莊子學的内在理路轉换過程研究中,對'新子學'的建構上,可以取法其舊經驗,結合現代新觀點,而開創新世代、新格局的'新子學'時代。

《明武宗实录》“王阳明”条发覆

《明武宗实录》“王阳明”条记载王阳明在平定藩乱中勾结朱宸濠、纵杀平民、包庇逆党。王世贞《史乘考误》指出此乃编修总裁杨廷和、费宏等肆意笔削的结果,沈德符又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桂萼唆使董玘作诬笔构害王阳明,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明武宗实录》“王阳明”条在王阳明传记谱系中处于“失语”状态,这与《明实录》的典藏制度、王阳明在隆庆年间恢复爵位不无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