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在历史书写中的实践

自史学产生起,“求真”“垂训”是其最重要的原则。19世纪末,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挑战,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见证了美国学者哈梅罗提出的“史学革命”,而21世纪的后现代史学则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史学书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触及历史研究的本质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历史的可靠性不断受到质疑。基于此,本文拟从“想象”的视角分析历史书写的实践,提出想象是研究者创造性理解过去的方式,它在区别中形塑对象,又在联系中建构整体性社会,这是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复线历史”的书写可能——从清季历史教科书谈起

清季历史教科书在叙述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本朝史时,大体遵循线性历史叙事下的普遍主义历史观,以适应民族国家时代到来的新挑战,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导致书写实践中存在矛盾纠结和进退失据之处。只有从经典的以欧式民族国家话语为准绳的线性历史观中走出来,方能写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史著。这恰恰表明中国历史书写具有另一种可能——走“复线历史”之路,建构起中国式的从天下、王朝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线索和路径。

张骞功业的历史书写与形象接受研究

汉代张骞的人物形象既有早期正史文本的历史书写,如《史记》“持汉节不失”的“博望侯”,《汉书》“博望杖节,收功大夏”,主体为使臣形象;也有历代文学作品对其形象的塑造,其中不乏归功思维的附会之说;还有历史书写与文学传说、宗教传播、文化归因的交融再生等,形成物种引进者、仙家神人等众多糅合再造的形象。人们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注入张骞形象之中,用不同的形式书写着自己心中的历史,生成了不同的新文本、新形象,有着极高的认知价值。对张骞功业的认知和形象接受,最核心的内容是“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张骞作为一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楷模,文明互鉴的开拓者之一,必然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故事。

《萨帕塔的眼睛》中的历史书写

以著名农民革命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情妇伊内斯为叙事者,讲述了伊内斯与萨帕塔之间的情感纠葛及其在革命期间所承受的灾难和伤痛。小说赋予历史叙事所忽略的失语者以叙述声音,通过文学想象解构并重塑被卷进历史事件的个体的形象,从而“真实”地再现墨西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叙事者伊内斯之口,对主流叙事中所浸淫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因做出了新的诠释。

女性视角下的“日常小史”——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历史书写

《额尔古纳河右岸》聚焦女性的日常生活,建构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日常小史”。“日常小史”的叙述者“老女人”与现实原型的裂隙,折射出作者将女性、自然、少数民族折叠在日常生活话语中的写作意图。而“三位一体”的历史叙述具有多重视点和丰厚意蕴,使得历史的不同面相以日常生活为核心辐射开来,构成了对现代性的质疑和解构。但是这种解构只存在于文学虚构的思想文化层面,就现实境遇而言,三者的异质同构性还表现为边缘性的文化姿态以及注定融入主流、走向消亡的历史命运。

平实而丰富的历史书写及其超越--评张品成《少年和他的追风逐日》

作为一位深耕战争题材成长小说的资深创作者,从《赤色小子》开始,经由《永远的哨兵》《北斗当空》《有风掠过》《指间的太阳》《红药》《觉醒》《最后的比分》的孜孜跋涉,张品成以其鲜明的特色执着于红色少年们别样成长风景的书写,不断拓展战争题材儿童成长小说的表现疆域。在近作《少年和他的追风逐日》中,张品成将叙事聚焦在大山深处,描绘赣南苏区客家孩童与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往事。

“《脉经》隐而《脉诀》传”的历史书写

本文对“《脉经》隐而《脉诀》传”的历史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脉经》内容繁杂,体量庞大,不易传播;二是《脉诀》简洁,方便传刻,便于应用。《脉诀》一书从北宋至民国经过不断注释、刊误、补订、图解、俗解、集解,形成了一系列著作,从而促进了脉学的繁荣与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对《脉诀》进行批判。《脉经》《脉诀》是中医脉学史上最重要的两部著作,通过对这一现象的书写,我们可以清晰的理解两者在历史上的流传与影响。

个人情感、历史书写与人类情怀:政治抒情诗的新维度——兼论程学源长诗《紫荆花开廿年红》

作为“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的政治抒情诗,抒情主人公往往以集体的“大我”的身份表达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情感反应。程学源长诗《紫荆花开廿年红》一如既往地具有“大我”的代言人特色,但这首诗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有了不同的特点,寓示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样式发展的新趋势:其一,抒情主人公不仅有“大我”代言人,还出现了“小我”的个人声音,“小我”的个人情感得到体现;其二,以喜悦为情感核心,以四重奏的方式讴歌香港回归之美;其三,表现出希望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人类情怀。

战争记忆与历史书写--论石黑一雄日本二战题材小说

以记忆书写历史是石黑一雄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主题之一。在他的小说中,个体经历往往以回忆的形式展开,这些个体记忆一方面极具个人化和私密化色彩,另一方面又融进了很多公共历史化因素。因此,个体经历被作家从私人化领域提升至公共意识层面,记忆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成为揭示历史本质的途径之一。《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和《上海孤儿》构成了石黑一雄日本战争历史记忆化书写的三个阶段,隐藏在《远山淡影》中的战争记忆,经过了《浮世画家》的自我修正,最终在《上海孤儿》中呈现出历史的真相。而小说家石黑一雄,正是借助这种以记忆书写历史的方式,对人们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创伤,对于日本二战的历史真相不断进行增补,通过文本的留白、压抑和矛盾,在记忆的缝隙中,呈现出过去若隐若现、无由确定的真相。

清朝“大一统”观的历史书写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所建,入关后尤为重视文治。在帝王的亲自干预和朝廷主导下,开设了大量史馆,形成了连续不间断的修史系统。史书文本的建构是“大一统”观指导下的文化实践活动,又从不同视角立体书写着清朝孜孜追求的“大一统”观。清朝通过“明清易代”的史学表达传递出对“正统”地位的追求;开创方略体记录王朝战争史昭示帝王“武功”,刻画了清帝天下共主的形象;以一统志为核心的系列志书编纂,则是为着重书写清朝远迈前代的“大一统”疆域规模。清朝如何利用史书文本来书写“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应当给予认真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

“史传”与“抒情”——《漫长的季节》与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

作为一部现象级网剧,《漫长的季节》将悬疑故事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关联。叙事方式上创作团队讲述平民记忆,使得艺术作品在“补历史之阙”的基础上,具有中国传统“史传”文体的叙事特征。形式上则表现为对抒情化的视听风格,其一是影像叙事中穿插大量抒情个体的生命经验;其二是抒情化的视听手段和影像空间建构。正是在“史传”和“抒情”两个层面,《漫长的季节》为书写当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即用抒情化的历史书写,再造当代中国历史与观众记忆。

“王者不死”:李世民君权合法性的历史书写模式

“王者不死”表达了“王者受命于天”和“皇天右而子之”的思想,是“天命”的重要表征,对帝王合法性的塑造有重要作用。隋唐之际,“王者不死”与“李氏当王”“刘氏主吉”同样广泛流传,也被各政治势力利用,对大唐的合法性构成影响。李世民曾利用“王者不死”,一方面为消除玄武门事件的负面影响,塑造自身君权合法性形象,另一方面也为李唐的合法性建构作出了努力,从而在唐修国史和其他史书中呈现出多处“挺身涉险→成功脱险”的模式化历史叙事。透过这些模式化的历史书写,可以对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李世民的历史形象有更清晰的认识。

古典时代的记忆“丰碑”探微——由《历史》神谕管窥希罗多德对神意的历史书写

希罗多德作为西方的“历史之父”,其重要著作《历史》堪称西方古典时代的记忆“丰碑”。在书写神意时,希罗多德对神意的态度是复杂的,认为其兼具“权威性”与“伸缩性”;同时,他将神意的“因果关系性”与“道德寓意性”视为历史解释的重要依据。《历史》中,希罗多德顺从时代需要,借助社会记忆,依据当时的文学传统与戏剧手法,借由“形而上学”的框架,将神意建构为与希波战争并存的一条隐形主线。

旧方志对明代福建医家的历史书写

福建旧方志共收录明代医家308人,呈现出习医缘由伦理化、医疗技术神奇化、医德医风儒家化的模式化书写。地方志通过对医家书写的增删改造,使得同一医家的形象逐渐发生偏转,主题叙事也随之发生改变。明清以来,地方志关于医家传记的书写,基本上沿袭了儒统化和仙统化的路径,这一路径决定医家传记大部分都选择性忽略了其作为“医”的基本特质,重在凸显医家的德行和神奇,而不是技术性特征。

彰显“大一统”的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汉晋史书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

边疆书写作为历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汉晋时期,边疆书写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理念及其主流历史意识地位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时期,边疆书写在内容和模式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前代的边疆治理经验以及史家的夷夏观念的转换。

《武林藏书录》的杭州藏书史书写及其理念

《武林藏书录》长期被视为丁申的个人著作,然而该书稿本的发现,却充分说明此书是丁申、丁丙兄弟二人接力修撰增订的成果。在增订补辑该书的过程中,丁氏兄弟不仅增加条目、充实内容,而且注重改进撰述方式、区分类别。比对《武林藏书录》稿本和刊本,可以发现丁申和丁丙着意推进杭州藏书肇始,丰实杭州藏书内涵,推阐杭州藏书精蕴,加之其书对杭州文化世家的重点刻画和对杭州文化兴衰的着重摹写,对杭州社会现状和社会风气的揭露批评,充分揭示出丁氏兄弟寄寓在杭州藏书史书写中的地域意识、文化情结与现实关怀。

西方“世界文明史”中国形象书写研究

西方“世界文明史”以及各学科史书写的中国形象,存在遮蔽、误读以至歪曲中国历史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持续在“停滞的帝国”“缺席的存在”“令人恐惧的对手”三种所谓“特征”中往复循环。在文明互鉴大局观和全球治理思想新形势下,中国学术界应重审西方“世界文明史”书写构建的中国形象,反思西方式“世界文明史”框架,批判西方式文明观和话语模式。更应采取积极行动,联合全世界学者,重写世界文明史,建立有益于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型世界文明观,展现客观、全面的中国形象,推动世界文明史走向真正“世界性”的、开放的协商编写阶段。

教育史研究中“时间”的核心要义与分析线路

近年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时间转向”,时间已成为当代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相比,教育史研究重思时间本身既迟且少,并陷入了教育历史事件裹挟时间的困局。事实上,在教育史研究中,时间的核心要义涉及三个方面:从教育时间与教育过程的关系来看,时间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从历史时间与教育历史分期的关系来看,时间是教育史研究的关键维度;从时间性与教育历史叙述的关系来看,时间则是教育历史书写的主要场域。基于此,教育史研究中“时间”的分析线路是:开展教育时间史研究,诊断“时间异化”危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树立“双向开放”的历史时间观,准确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形成合理的教育历史分期;理解教育历史的连续与断裂,引入“记忆”,在“时间意识”中实现教育历史叙述与教育历史解释冶于一炉。

价值追寻: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知识生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历史知识生产和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会推动创意内容生产的大爆发,带来智慧产品的供给侧自由;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很有可能恶化历史书写的整体生态环境。历史学的专业化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当前,作为职业的历史书写已然无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一些历史学家担心自己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忽略了历史知识生产活动的特殊性。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书写更需史学工作者回到初心,充分强调史学工作本质上的思维锻炼与真相探寻,而非将其视作谋生手段,而这将更加有利于创造出本真的历史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