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脏替代治疗在公民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中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肾脏替代治疗在公民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移植中的临床应用。方法选择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DCD供肾移植术后41例行肾脏替代治疗受者,其中腹膜透析14例、间断性血液透析(IHD)21例、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6例,回顾性分析3种肾脏替代治疗方式的治疗效果及并发症。结果 3组透析治疗后血BUN、Crea、血钾的浓度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IHD及CRRT组治疗前后Crea、BUN差值高于腹膜透析组(P<0.05),IHD与CRRT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CD供肾移植术后根据受者病情选择恰当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是保护移植肾功能甚至挽救患者生命的关键。

论行政诉讼中公民死亡后的原告资格转移问题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所保护的是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和与原始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承继原告资格的取得,应基于其所享有的身份权、名誉权、继承权、受遗赠权、公法债权、私法债权及其他合法实体权利,由此承继原告不应受现行法律规定的近亲属范围的限定。承继原告的范围应包括原始原告的近亲属和近亲属之外的遗赠抚养人、公法债权人、私法债权人、受遗赠人、原始原告生前所在的单位或基层组织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谈谈宣告公民死亡的条件

宣告公民死亡,是在法律上消灭该公民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不再承认该公民的社会存在,视同自然死亡。宣告公民死亡的条件,是法律规定宣告公民死亡必须具备的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总和。《民法通则》对宣告公民死亡的条件作了严格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

判决生效后债务人死亡谁来负执行义务

根据民诉法规定,负有依照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偿还债务的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死亡后,应当用他的遗产来偿还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第274条中规定了“作为被执行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继承人没有放弃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执行人。

浅谈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相关制度准备

近年来 ,我国社会各界对开征遗产税的呼声很高 ,遗产税立法的出台似乎已指日可待。然而 ,开征遗产税涉及的面很广 ,技术性也极强 ,需要有充分的制度准备。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 ,在正式开征遗产税以前 ,除了需要建立一套完善且操作性强的遗产税法律制度外 ,还需要建立健全公民的死亡报告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财产评估制度 。

离体肾转运器在供肾保护功能评估的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离体肾转运器(LifePort)在公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DCD)供肾移植中的临床应用。方法选择我院2013年1月-2017年12月16例DCD供肾采用LifePort灌注保存,回顾性分析16例采用LifePort灌注保存供肾移植术后第1、7、21d血肌酐水平、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发生率、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率,受者平均住院时间。结果 LifePort灌注保存与传统静态冷保存法结果比较,供肾移植术后第1、7、21d血肌酐水平下降更明显(P<0.05);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发生率、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率明显降低(P<0.05);受者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缩短(P<0.05,见表1)。结论 LifePort有助于改善DCD供肾质量,减少术后DGF、AR发生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提高DCD肾移植的远期疗效。

精神损害赔偿问答(二)

问:近年来,经常发生诸如对死亡公民生前的隐私进行宣扬,对死者的遗体遗骨进行侵害等案件,这往往给死者的亲属带来精神上的伤害。那么,死者的亲属可否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呢?

公民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及细菌耐药性分析

目的探讨不同来源供肝对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感染和细菌耐药性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接受原位肝移植的296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216例,女80例;平均年龄(49±13)岁。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供肝来源不同将其分为两组,司法途径标准供肝(SCD)组197例,公民死亡器官捐献供肝(DCD)组99例。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平衡两组术前、术中协变量,分析两组术后早期感染情况和细菌耐药性,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经PSM后两组均为89例。DCD组患者2个月内总体感染率为60%(53/89),明显高于SCD组的43%(38/89)(χ^2=5.059,P<0.05)。其中DCD组腹腔感染率为47%(42/89),明显高于SCD组的33%(29/89)(χ^2=3.960,P<0.05);而DCD组和SCD组肺部感染率分别为30%(27/89)、24%(21/8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27,P>0.05)。DCD组和SCD组患者在术后分别培养出81、66例病原体,其中细菌占病原体的百分率分别为81%(66/81)、86%(57/66),细菌均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主。DCD、SCD组患者多药耐药率分别为39%(26/66)、47%(27/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06,P>0.05)。结论与SCD来源供肝相比,DCD移植术后腹部感染率增加,但并不增加多药耐药细菌的感染率和肺部感染发生率。

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

公民的名誉权在其死亡后仍然应该受法律保护，这与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相左。目前民法学界影响比较大的是法益说。对此，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承认死者名誉权进行了论证：一是指出了法益说的不足，二是论证了名誉权可以延续的原因及条件。法益说立论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任何民事权利都因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而消灭，二是保护死者名誉是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第一点已为著作权法关于著作人身权的规定所推翻，第二点又与民法通则第２条关于民法调整范围的规定不相符。著作权法关于著作人身权的规定为解决死者名誉权问题提供了参考。在客体、侵害对象、权利性质、功能、作用等方面，名誉权与著作人身权极为相似，这就为公民死亡之后其名誉权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职工因公外出期间失踪其待遇如何认定

职工因公外出期间失踪其待遇如何认定尊敬的编辑同志：您好我爱人是一私营企业职工，在该企业销售科工作。１９９５年３月我爱人接受单位的一项推销任务，到外省市推销企业产品。离厂后便音信皆无。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其所在企业通知我，因我爱人长期离厂不归，企业决定与...

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患者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影响因素及治疗策略

目的探讨公民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患者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并发症的相关因素及治疗策略。方法回顾分析2010年1月至2018年6月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肝移植192例患者资料,供肝均来源于DCD。共入组145例患者,男性85例,女性60例,平均年龄45岁。145例患者中发生胆道吻合口狭窄8例,无狭窄137例,比较狭窄和无狭窄患者中国分类标准、供体年龄、体质量指数、供肝脂肪样变、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供体非计划心脏停搏时间、供体升压药使用情况、供体高钠血症、吻合技术等相关因素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关系,并讨论其治疗策略。Spearman相关分析狭窄相关因素。结果结果提示发生狭窄情况与供体年龄(r=0.229)、体质量指数(r=0.204)、脂肪样变(r=0.239)、热缺血时间(r=0.214)、非计划心脏停搏的总时间(r=0.401)、升压药物的使用(r=0.237)和术前供体存在高钠血症(r=0.557)均呈正性相关(均P<0.05)。内镜下胆道支架置入对治疗胆道吻合口狭窄有效,成功率高。结论引起DCD肝移植患者术后胆道吻合口狭窄的相关因素较多,加强供体维护,缩短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提高吻合技术可以有效降低胆道并发症。内镜下放置胆道支架是治疗胆道吻合口狭窄的首选方式。

宣告死亡不是本案必经程序──兼论我国宣告死亡法律制度的完善

宣告死亡不是本案必经程序兼论我国宣告死亡法律制度的完善许俊强９９７年１月５日，“闽×渔６２０３”船于作业返航途中因遭风浪袭击在离目的港约２３海里处沉没，船上有１０人落水。经施救，有８人被救起，另有雇工张××、王××失踪。同年４月，张××所在地公安机关...

对公民民事权利能力起止的异议

公民的权利能力起于出生而终于死亡,这从各种民法教科书和有关的文章来看,似已成为一个“定理”。但我以为,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和民法的一些规定有冲突;在实践上与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相矛盾。让我们从三个例外上来说明:一、公民的权利能力并不全是从出生才开始的。一般说来,公民的权利能力是从出生才开始的。但是很多国家的民法对继承发生时尚未出生的胎儿都有保留继承份额的规定(有的国家还规定胎儿有接受遗赠、请求损害赔偿等权利),这如何解释呢?

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

关于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经过数年的讨论,学术界与实务界均已有定论。但是,对这一问题讨论的终结,却引起人们对于人身权法律保护的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思考。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借此举一反三,对死者和未出生的胎儿的其他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以丰富学理,指导实践。

死者姓名的民法保护

死者姓名的民法保护●董炳和在民法学界，对死者的姓名进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已为大家所认同，但在如何保护等具体问题上争论颇多。目前学术界关于死者姓名的保护问题的争论，往往只是着眼于民事权利能力和死者姓名所体现的法益等方面。依笔者之见，对死者姓名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