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生死亡协助在我国刑法中的正当化——从比较法的视角

死亡协助一词等价于广义的安乐死,包括安乐死与尊严死两种概念。在刑法意义的分类中,死亡协助包括积极死亡协助与消极死亡协助。基于病人的自我决定权与人格尊严、法益衡量、难以被不当滥用等原因,死亡协助在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得到合法化,典型示例有德国、荷兰、我国台湾地区等。在我国积极死亡协助的合法化饱受争议,对其应当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如颁布司法解释,并制定配套的细则加以规范。

关于医生协助死亡的争论:医学伦理学无与伦比进步的40年?

[引言]本期争鸣中谈及了一个伦理学的高频词“尊严”。正如讨论中所言，对于尊严，虽历经长期的讨论，但终无定论。编者试图寻找针对尊严问题的国外同行的声音，遍寻不得。从争鸣的讨论内容中，相信每个人都会重新理解尊严，并收获不同的信息。

论我国台湾地区的医师执行预立医疗决定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设计了预立医疗决定制度,但医师在执行该决定时可能会致患者自决权与生命权的冲突,并可能由此构成故意杀人罪;鉴此,应从理论上明确医师执行预立医疗决定的行为构成阻却违法事由,并在“立法”上将其有限制地扩大到“病人自主权利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情形。我国内地在借鉴该“法”时,首先应推动“重生轻死”观念的转变,大力推进生死教育,并在立法时采用“医师免责条款+被害人承诺的刑法(部分)肯定、确认”的模式。

医师协助死亡的域外治理经验与中国抉择

医师协助死亡的科学规制,在全球老龄化时代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城外相关国家在医师协助死亡方面积极探索,逐步积累了治理法治化的丰富实践经验,其中策略方法、立法规范和制度机制等有益成分,对于法治中国全面深化刑法改革和推进人权保障,都颇有裨益和启迪。在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时代背景下,顺应临终关怀的趋势以公正保障人权,可谓推进生命权保障机制完善的关键。欲助力我国生命权刑法保障制度的全面进步,就需要借鉴域外相关治理经验,通过个案公正革新医师协助死亡的入罪标准,以人权为导向赋予临终患者尊严选择权,并严格控制申请、审批和执行程序,从而严密保障临终患者生命权的刑事法网、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渐进合法化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