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国天下”到“社会媒介国家”:死亡政治的演化

中国人对死亡有着诸多忌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隔离开来,但是权力并未因死亡而停止对死者和社会进行规训,不断地将死亡拉回到公共空间。古典时期,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下,权力分别从"实体"的制度、法律以及从"天命观"的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死亡,将死亡政治化,使得死亡能够在公共领域堂而皇之地呈现。现代时期,"家国天下"的秩序被破除,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引入后,社会与国家成为新的两极,媒介勾连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演变出"社会媒介国家"这一新秩序。此时伦理、道德一极的死亡被科学话语、殡葬改革革除,而权力也开始从前台退场和隐藏,但权力又在媒介的遮掩下将死亡再次政治化并使死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

死亡政治、生命政治与精神政治——政治批判的谱系与走向未来的共生政治

在不同的时代,政治权力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实际上都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另一个是权力的治理方式。在古代的主权社会中,主权者通过神话实现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在面对臣民时则采用了死亡的恐惧来实施治理。现代社会通过树立身体的规范,实施了对生命的规训,同时将生命变成了国家治理的人口。而今天,数字时代实现了全景化的数字控制,产生了算法治理的政治形态。三个时代的转变,权力技术也跟随着转变,死亡政治走向了生命政治,生命政治走向了精神政治。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权力技术给人类的精神带来巨大的冲击,人们生活在一个加速、倦怠、透明和控制的社会,带给人类的是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人类只有通过免疫和共生才能在这个时代与数字共舞。

死亡政治中的纽约贫民窟与嘻哈音乐

作为音乐形态的嘻哈是政治、历史与城市空间交织之下的产物。在20世纪70年代,嘻哈音乐诞生于美国纽约市以黑人为主要人口的贫民窟中。纽约市政府通过弃置剩余生产力、将其集中于高层公共住房并将贫民窟监狱化等空间管理机制治理贫民窟,将黑人贫民生命和生存空间悬置于法律与秩序之外,也将贫民窟置于死亡政治之中。在如此的例外空间中,嘻哈音乐发展出嬉戏式反叛、见证和死亡共谋等三种对死亡政治的文化的再现方式。追溯嘻哈文化形态在纽约贫民窟里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都市空间与文化形态之间的制约关系。

非洲与欧洲不平等关系探析——基于姆本贝“死亡政治”的视角

以姆本贝的“死亡政治”视角为理论框架,对非洲与欧洲的不平等关系进行历史探析。文章回溯了殖民主义时期非洲与欧洲的“不平等关系”,认为这种不平等关系思想根源的核心是种族主义,将非洲沦为非历史状态,完全沦为原始和暴力的结合。学界未能以历史性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导致当下数字时代并未改善这种不平等关系,反而可能加剧了非洲在全球社会中的边缘化和被动地位。非洲需要重新认识自我,推动思想非殖民化,深化内部整合,回归万隆精神,避免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延续。

中国人死亡态度之研究——死亡的政治化特征

政治是一种基于权力分配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和权力的运作系统。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展现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往往是皇朝的更迭、权力的争夺、帝王将相的沉浮、国家的分合、权术的运用等等政治的现象。中国文化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文化 ,政治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中心的位置 ,故而必不可免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死亡态度 ,从而形成死亡政治化的特征 ,其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在于 ,中国从古至今绵延不绝的有关死亡价值论的说教。中国传统的政治化的死亡态度在现代中国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它在社会上泛化的结果是 :缺乏生命神圣的观念 ;政治化的死亡态度弥漫社会各领域 。

《石神》中技术的死亡政治面孔

《石神》中进步的完美乌托邦图景掩盖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死亡政治本质,这从其管理制度中便可略知一二,这些管理举措同样也揭示资本贪婪的本性。死亡权力的运作通过技术的手段得以全面渗透:基因编辑和子宫外生育等生命权力表面上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命,实则是干预人类的进化,将人类暴露于更危险的未知之中,也将危及女性的未来;与此同时,不管是技术无意识为主导的全自动化生活方式、还是"数据挖掘技术",又或是芯片植入的监督技术,所有这些皆为死亡政治的治理术。这些技术手段不仅将人类非人化,同时将人类逐渐从具体现实转变成抽象概念,进而将人类推向死亡之境。

生命政治与《一九八四》

通过考察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描绘的大洋国的生命权力管治技术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之间存在的关联,我们发现:《一九八四》的极权主义书写属于生命政治理论范畴的死亡政治维度;大洋国实施的电幕、新话和双重思想部分地具有群体生命治理的积极性;《一九八四》显示了生命政治的生与死的两面性和生存的难题。最终,奥威尔赋予工人阶级反抗与救赎的可能,并隐晦地传达了一种生命政治治理下生存与抗争的乐观主义态度。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及其与福柯思想的歧异

自然生命一旦政治化,政治就成为生命政治。阿甘本和福柯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生命权力与生命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阿甘本把自然生命—政治生命、赤裸生命—政治生存这样的二元对立视为整个西方政治基础的原初结构,强调现代政治的关键并非如福柯所说的仅仅是在常态下生命权力对生命体进行算计,而是伴随普遍的例外状态变成常态的进程,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赤裸生命逐渐占据政治领域的核心。"生命政治"实质上就是"死亡政治"。通过概述和论析阿甘本"赤裸生命"、"神圣人"、"极权主义批判"等方面的理论及其与福柯相关思想之间的主要差异,本文得出的结论是:阿甘本并未如他所愿地"矫正"或至少"完成"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而是偏离了福柯生命政治的理论轨道,而此种偏离又具有其相应的积极效应和消极后果。

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是一种维护人口生命安全和幸福的政治技术。作为一种国家治理艺术,它的开端可追溯到16世纪。17世纪的国家理性是其第一种实践形式。进入18世纪后,随着人口问题的发现,治理最终变成了对人口的治理,政治也由此成为了生命政治。本文梳理了生命政治形成的历史,并与阿甘本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对比。

尼采与生命政治学:对作为生命政治思想家的尼采的四种解读

20世纪的读者想知道,尼采哲学是非政治的、不关心政治的抑或是反政治的。也就是说,它是否能被民主所吸收,或者是否是反现代的、精英主义的和保守的。意大利哲学家R.埃斯波西托认为,应当将尼采哲学解读为塑造并提供了一种生命政治学的典范。本文讨论了对这一生命政治学的四种解读:作为免疫范式之一部分的生命政治学,作为死亡政治的生命政治学,作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学,以及作为肯定性生命政治学的生命政治学。

人民必得出场--卢梭官民矛盾论的哲学图式与人民制宪权理论

本文由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著名对话入手,将黄炎培误名的历史周期律放在卢梭的思想体系中,正确地问题化为政治体死亡的定律,进而探讨人世间可能的拯救。卢梭从人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发现了一条关于合法而稳靠的政权的法则——"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本文把政治体的生命原理和死亡定律还原为官民矛盾,首先分六个步骤阐释了卢梭的官民矛盾的哲学图式,揭开了连比例定律之谜;然后爬梳政府蜕化与政治体死亡的概念;最后在卢梭设想的用以维持政治体生命的诸项措施中选择了最本质的一项——人民出场,用现代制宪权理论重新阐释了人民出场的制宪意义。概言之,卢梭最根本的拯救就是人民制宪权的例常化,即以经常性的和平的制宪权消解暴力革命,我称之为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