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判决的民事赔偿“挤压功能”初论——以被动赔偿不能算孙伟铭“积极悔罪”为视角

孙伟铭深度醉酒后非法驾车,导致4死1伤特大交通事故后,在刑事判决宣布前,极度冷漠地对待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刑事判决以"死刑立即执行"发布后,孙伟铭及亲属受到保命的强力挤压,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赔偿了受害人100万元。这种刑事死刑判决对于民事赔偿的挤压效果,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却不能构成孙伟铭的"悔罪积极"。对于最高法院倡导的"宽严相济",作者认为孙伟铭案件在本质上,不宜适用。

“法律商谈论”在我国死刑判决中的适用——从“盗车杀婴案”说起

实践总能为反思法律制度提供新鲜血液,盗车杀婴的周喜军有自首情节仍在一审中被判死刑,再次为检讨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引导民意"的口号最终导致法官的独白式判决,不能实质解决问题。德国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论"用交往理性代替技术理性,将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建立在主体间理性交往之上,有利于死刑案件的判决而且能兼顾合法性与民意支持,对协调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个IT人的死刑判决

在这起商业贿赂案件中,温梦杰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他获得了金钱,却出卖了灵魂。“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不良的市场‘文化’,它使社会诚信陷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专家如是说。

论死刑判决中的民意

民意是现代国家的立法基础，在我国，司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要求，因此，民意对死刑判决有着一定的影响。民意作为死刑判决的依据存在着一些问题，即民意并非都能代表正义，民意具有不可量性，另外还影响司法的独立。同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即正确引导民意等，在适用死刑时，应慎重考虑民意，这样死刑判决更加合理、合法，并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

“不核准死刑”辩护 让失足青年死里逃生——石红英副教授四条辩护意见改变死刑判决

引子 这是一起特大贩毒案，涉案毒品重量达到他是一名毒犯，被判死刑时，年龄只有22岁过两审，都作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关键时刻，既是授又是执业律师的石红英的介入，改变了一切做出的有力辩护，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件发回重审，一条年轻的生命被挽救了。

闭合招标工作中的“口袋式死刑判决”

案例 巢公路建设交通安全工程施工项目（下称“该工程”或“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的公开招标方式，2011年4月底，招标人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和该省招标投标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该省交通信息网站上发布了招标公告。

死刑判决表明中国决心

从国内的“齐二药”事件，到出口海外的宠物食品被发现违规化学物质，国内外对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的信心受到了威胁。中国判处国家食品药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死刑，另外宣布将建立国家食品召回制度，表明中国政府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愿意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维护好中国消费品的质量和声誉。

邱兴华杀人案告结 死刑判决立即执行

2006年12月28日上午9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法庭当庭宣布维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的终审裁定,决定判处被告人邱兴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对邱兴华经验明正身当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 法释[2010]10号

近来,有的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请示．对第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后．在第二审开庭审理中又要求撤回上诉的，是否允许撤回上诉。经研究，批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已于2010年7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8次会议、2010年6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改革新锐人物”的死刑判决——安徽漯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 张海英贪腐案件纪实

安徽漯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张海英入选“第四届中国改革100新锐人物”时,谁也没有料到她后来竟然会借公司改制之机贪污挪用国有资产及企业资金8700万元,最终被法院以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行贿罪等四项罪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受贿罪死刑裁量要素之实证分析——以36个省(部)、厅(局)级官员刑事判决为样本

受贿数额大小及是否索贿是判处高官死刑的决定性因素,受贿次数及受贿行为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对死刑具有一定的影响。自首、坦白、认罪悔罪、涉案赃款是否退回或被追缴是死缓的决定性因素,立功或者其他酌定从轻情节对死缓具有一定的影响。从判决书内容来看,受贿罪死刑裁量方面主要存在如下缺陷:受贿行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这一量刑要素普遍缺乏证据支持,社会影响是否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是否极大、民愤是否极大等因素较为抽象,容易造成操作上的随意性,案件中反映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往往重定性,轻定量。上述缺陷导致死刑判决难以精确化和科学化,因此,应及时制定受贿罪死刑的量刑规范,并在死刑判决中加强量刑说理。

《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法释[2010]10号，以下简称《批复》），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自2010年9月1日起公布实施。《批复》主要解决了对第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在上诉期满后宣告裁判前又申请撤回上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如何处理的问题，

用制度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

为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严格限制死刑和保障人权，“给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多一次在法庭上表述自己意见的机会”．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再次修改法院组织法，死刑核准权在下放20余年后被重新收旧最高人民法院，自2007年1写1日起，死刑吴件核准权统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是新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不仅对我国刑事审判工作，而且对国家法制的发展与进步，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意下的死刑判决如何抉择?

2011年，民意对于死刑案件的关注与发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而药家鑫、李昌奎和夏峰俊案件的审理与判决，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民意的左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死刑判决如何实现正义 《与绝望抗争》读后记

日本知名记者门田隆将所著《与绝望抗争——寻求正义的3300个日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简称《与绝望抗争》）。

生与死的距离——论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时间的法律缺陷与改革

我国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核准之后,必须在7日之内交付执行。死刑执行作为罪犯生与死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口,法律设置的交付执行时间过于短暂,不足以保障司法机关纠错,也未给予死刑案件被告人充分的救济时间,是引发冤假错案发生的因素之一。本文从分析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时间的立法理念入手,着重分析了现行法律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延长死刑判决交付执行时间和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的建议。

由母亲签署的“死刑判决”

人们对于时常出现于街头巷尾,带有“红杠”的人民法院布告已经司空见惯。是的,为了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利益,维持社会秩序,对那些恶贯满盈的罪犯必须处以极刑。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手段,也是政法机关的神圣职责。 孙根弟,这个作恶多端、罪孽深重的青年农民也于1988年4月20日深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此,村里的父老乡亲无不拍手称快,开怀庆幸。然而。这一“死刑”并非出自人民法院的依法判决,执行死刑的也不是行刑队…… 一、桀骜不驯的“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