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刑制度改革路在何方——高铭暄教授死刑改革思想及其启迪

人民教育家高铭暄教授从多个维度对我国死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探索,包括历史眼光的死刑制度演进,国际视野的死刑制度中外比较,刑事一体化思维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人道情怀的死刑制度改革的价值衡量,以及现实维度的死刑制度改革的中国之路。高铭暄教授的死刑制度改革思想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包括用刑罚人道主义夯实死刑制度改革的价值基础,深入挖掘死刑制度改革的传统文化力量,以国际视野不断注入死刑制度改革的外部动力,以民意为入口不断凝聚死刑制度改革的社会力量,以死刑政策不断引领死刑制度改革的前进步伐。高铭暄教授的死刑制度改革思想对我国死刑制度改革和相关理论研究发挥了积极功效,对之予以研究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国民的死刑观念对中国死刑改革的影响

当代中国国民的死刑观念对中国死刑改革的策略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中国死刑改革的路向选择应该采用建构理性主义为主兼顾演进经验主义的策略;中国死刑改革的动力不仅仅在于政治意志,也在于民众意识;中国死刑改革的立足点只能是本国国情。当代中国国民的死刑观念对中国死刑改革的路径也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中国死刑改革应该走综合路径。

论死刑改革视野下的终身监禁制度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对贪污受贿犯罪慎用死刑与严惩腐败的有机结合,尤其对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该制度属于死缓执行方式之一,只能适用于原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罪犯。借鉴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终身监禁制度之立法精神,对于一些短期内难以废止的死刑罪名确立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有助于切实减少相关罪名的死刑适用;应进一步对无期徒刑进行合理改造,将终身监禁制度的合理内涵纳入无期徒刑中,使其能够担负起死刑废止后的死刑替代措施之功能。

中国死刑改革之路径探索

死刑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我国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让死刑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各界的关注点。近年来,限制和废止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也对死刑适用提出了严格限制,这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受国情、民意、社会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在短时期内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我国死刑的废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当前只能保留死刑,同时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通过立法控制与司法限制,在尊重和引导民意的基础上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最终达致废除死刑。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视角看我国死刑改革之不足

自我国确立“严打”的刑事政策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变化,“宽严相济”成为了刑事政策的主流内核,而这一转变的影响在死刑改革问题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共废止了22项罪名的死刑配置,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逐步甚至全面废除死刑。但从多角度考虑,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不妥当,首先,废除死刑忽略民意,有悖人类天然的心理需求,和与之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不符,与我国当前的犯罪形势不符;其次,我国首先取消的是某些非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但其缘由是有违罚当其罪的刑法基本理念。我国死刑改革这一问题不应该走精英化道路,应当充分考察民意,将民意纳入到死刑改革的调研当中;更不应该盲目跟随国际潮流,追求片面的人道主义,刻意追求“宽”而忽视“严”,应当严格认定犯罪的性质,坚持罚当其罪的基本理念,并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相契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宽严相济”的内核要求。

理想与现实:死刑改革与公众死刑威慑观念的转变

死刑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这在公众看来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也是死刑应当存在的重要根据。然而,死刑具有威慑力并不意味着死刑具有独一无二的威慑性。因此,死刑改革必须打破公众对死刑威慑功能的迷信,削弱公众对死刑的心理依赖。为此,我们需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使公众在心理上接受少用死刑并不会危及安全;同时,要采取适当措施,逐步公布死刑数字,使公众在直观上接受死刑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全没有必然联系。

论人文视角下死刑改革的民众认同

死刑适度限缩得到民众认同已成事实,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死刑深度限缩,直至废除死刑民众认同所需的条件和时机。在死刑认同心理、民意强度及引导死刑民意切入点存在可能误判的背景下,应通过民意与法意的人文融合、理性与宽恕的文化根植、引导与沟通的文明互动,以多层推动、分类引导、自然过渡的路径实现死刑改革的民众认同。

死刑改革视野下民意价值探究

作为社会意识的范畴,反映社会心理的死刑民意对于死刑改革的影响是客观的。民意是否支持死刑改革,不但关涉死刑改革的进度和深度,还决定着死刑改革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死刑改革决不能无视民意、排斥民意,应当正视死刑民意的价值,不能忽略死刑民意对于死刑改革的路径选择、内容取向以及改革策略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中国死刑改革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死刑改革的变迁走向,受到国家、民众、法律职业群体、国际立法和实践活动多重因素的影响。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检视新中国以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发现,死刑改革总体呈现出限制死刑的趋势,但离废除死刑的应然走向还有距离。为了深化死刑改革,应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契合,正式制度内部协调化发展和渐进式死刑改革模式角度确立有效性标准。立足"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在宏观上把握死刑改革的长远方向,在微观上对死刑既有制度作出边际调整。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死刑改革的思考

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正式获得通过,这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基础上的一次修正。将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主要视角,在宽严相济的刑法基本政策下,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现实情况,探析我国死刑改革的进程以及未来的改革之路。

论国际人权法规范对当代中国死刑改革的促进作用

当代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自2006年以来进展显著且方兴未艾。对全球死刑限制适用的潮流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际人权法理论与实践对推动中国死刑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各个主权国家之所以趋向于遵守国际人权法规范或者向其靠拢,是因为国际人权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身份和声誉施加广泛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年间,以欧盟为首的国际社会与中国司法、立法和学术界就死刑问题展开的对话与交流,可以说是国际人权法成功地影响"死刑保留国"(retentionist)国内立法及司法实践的一个范例。与此同时,国际人权法规范对中国死刑改革的影响力又是有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多元、复杂的社会条件,即"中国国情"。国际社会在推进中国死刑改革时,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历史及文化条件并采用平等、灵活而柔和的沟通方式。

《刑法修正案(九)》死刑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死刑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对我国的死刑立法改革具有承前启后的积极意义。取消9种罪名的死刑是我国现阶段死刑立法改革的又一重大进步,不存在步子迈得过大的问题,立法上应该成批量成规模地取消死刑罪名;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标准规定为"故意犯罪,情节恶劣"是合理的,但现行《刑法》对死缓地位的规定仍不够明确,可以考虑对第48条的规定作适当调整;取消绑架罪和贪污罪、受贿罪的绝对死刑,不仅是罪责刑相适应、刑罚个别化等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推动司法实践中对死刑适用的严格限制。

传统与现代:死刑改革与公众“人道”观念的转变

只有人道主义才是死刑改革最根本的依据和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少人性、宽容的思想和基因,但是与现代法治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相比却有根本不同。中国传统的"人道"观念实质上是维护等级差别、维护封建皇权的片面、保守的民本主义,而非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的人道思想。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才是死刑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利器,而传统的民本观念虽然为死刑改革提供了社会土壤,却也会演化为死刑改革的藩篱。因此,欲推动中国的死刑改革,必须实现传统人道观念向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的转变,这就需要我们践行少杀、慎杀的死刑观念,重塑宽容人性的法治精神。

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的设想——废除女性犯罪死刑适用

为进一步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全面废除女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设想据此提上日程。该设想主要依据在于:我国刑法自古就有宽待女性的传统;即使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也有不少废除了对女性犯罪的死刑;结合女性犯罪自身的特点与刑罚的目的,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没有必要对女性罪犯适用死刑;通过对我国刑法中怀孕的妇女不得判处死刑这一规定进行目的性解释,将全体女性排除在死刑适用对象之外也符合限制死刑的根本目标。

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

死刑改革是当代中国刑法改革过程中最受关注、最具现实意义且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中国虽难以在短期内全面废止死刑,但却有必要将废止死刑纳入其政策内涵。在功利与人道之间,人道性应当成为我国死刑改革最主要的根据。我国应以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的立法替代措施,适时建立死刑赦免制度,公开死刑执行的数字,并于适当时机废止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

当代中国死刑改革的进展与趋势——纪念《法学》复刊30周年·名家论坛(七)

死刑改革是当代中国刑事法乃至整个法治领域最受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其基本的社会、法治和国际背景。当代中国坚持死刑制度的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并进,注重制度改革与观念变革的相互作用,死刑改革的步伐较快、成效显著。未来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总趋势是以现有的死刑制度为基础,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并最终废止死刑。为此,中国需要不断地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逐步并成规模地减少死刑罪名,积极发挥长期自由刑对死刑的替代作用。

论我国死刑改革的罪刑选择及民意引导——基于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

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宪政维度下中国死刑改革之思考

宪政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国家和公民的关系。而国家赖以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死刑则是处理国家和公民关系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死刑改革伴随着转型的挑战正在向纵深推进,这不仅是国家宪政建设的重要环节,亦意味着宪政与法治的持续进步。在死刑改革问题上,宪法"根本大法"之权威指导作用应该得到真切地体现;采取导向民意的举措,并非是以国家意志绑架公民意志,只是让公民的认识从狭隘走向宽容,让民意从冲动趋向成熟;对人权的保障决定了死刑改革需要且必须采取渐进性方式;从宪政的高度强化死刑的实体与程序法治,不是为死刑制度站脚助威,而是试图通过完善死刑法治来限缩死刑的适用空间、克减死刑的适用恣意,最终达致消解、废止死刑之目的。

重释贝卡利亚的死刑观 深化我国死刑制度改革

近代以来,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过,至今仍无一致的结论。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和死刑制度改革方向应以当前国情为基础。部分学者片面解读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的死刑观,以此为理论依据抨击我国的死刑制度,我国当前对死刑的基本政策是"保留死刑,慎用死刑"。因此,分析贝卡利亚的死刑观,结合我国的现状和学术界的争鸣,从存废两方面对比探讨,为我国当前死刑制度的改革正声,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立法和实践中如何完善死刑制度的建议。

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死刑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代,死刑制度全球发展呈现出废止死刑成为主要潮流、深受国际人权观念和人权运动影响、受到国际组织力量的有力推动以及国际法制化特点明显等趋势,并在适用的罪种、对象、溯及力、救济措施、执行方式和数字公开等方面严格限制死刑。我国当今的死刑制度在死刑的价值和适用的罪种、对象、救济制度及数字公开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改革完善。当代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应以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作为近期目标,以全面彻底废止死刑为远期目标;选择司法改革与立法改革并进的路径,并在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积极采取多种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