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标准

死刑适用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死刑适用标准不明确。从实体法上明确死刑适用标准是限制死刑的上策。两部刑法典对死刑适用对象都进行了限制,但仅规定了未成年人、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法修正案(八)》将75周岁以上老年人一般纳入不适用死刑之列,但婴幼儿母亲、精神病人、生理上或心理上有重大缺陷的人并未被排除。应进一步扩大不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完善限制死刑适用对象的标准。

被害人的宽恕与死刑适用——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借鉴

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忽视被害人的私权利有效恢复的“二元结构模式”,在西方国家遭到了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挑战。在我国借鉴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合理内核,构建刑事法律关系“三元结构模式”,提升被害人的地位,将被害人宽恕作为法定的从宽情节,有利于死刑适用的合理化,也可以起到减少或者限制死刑的功效。

论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问题——以限制死刑适用为立场

实现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是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切实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重要措施之一。该措施有利于维护死刑适用的公正性。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化主要包括对死刑适用标准的一致性认识,以及对死刑裁量情节的总结和归纳。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适用标准统一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死刑适用标准统一化的具体建构,需要从死刑适用标准一致化、情节的具体化、犯罪的类型化等几个方面入手。

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确定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立法规范的嬗变进行系统梳理可以看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适用应当采取"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刑法立法在确立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数额标准时应以概括数额为宜,并且摒弃绝对确定死刑的立法模式。2016年"两高"制定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确立了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具体适用标准。基于严格控制和限制适用死刑之精神,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确定,应当在参考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死刑适用的数额基点;"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判定主要考虑行为造成的物质性、经济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之认定,主要是对死刑适用总体标准的强调性规定,以体现死刑适用的慎重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则主要从贪污受贿主体、发生领域等角度考虑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死刑适用与“民意”

从世界范围考察,目前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死刑或者废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134个,即使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大多是将死刑罪名限制在少数几种严重的暴力犯罪。而我国死刑立法,从1979刑法典到1997年刑法典,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倍增加,将死刑扩大至诸多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中。近年来,死刑问题再次引起我国学者们的关注,有关死刑命运问题的讨论,正逐步深入。为此,本刊约请刑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就应如何分阶段逐步废止我国死刑、民意在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如何、目前我国为何不能完全废除死刑,以我国已经签署的有关国际公约为视角如何完善我国的死刑立法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死刑立法的改革有所裨益。

论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的死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法定标准是刑法总则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何谓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实现罪刑均衡,并且使死刑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考虑。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已于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该修正案是迄今为止对刑法所做的最大幅度的修正,并涉及对刑法总则相关内容的修正,因而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凸现了较多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由此也引发了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烈探讨。本组文章主要对其中一些个罪的司法适用疑难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以期裨益于该修正案的顺利实施和准确适用。

被害人谅解书与死刑适用的困境与出路

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谅解书作为死刑适用最重要的非规范因素,对死刑裁量具有实际性的刑事政策影响。这种非规范性的参与折射出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的现实困境。一方面,以经济赔偿为对价的被害人谅解书引发社会公众对死刑适用问题的广泛质疑;另一方面,制度性参与机制的缺失导致被害人家属对出具谅解书漫天要价或只求被告人一死的诉讼策略选择。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揭示出被害人谅解选择影响死刑适用的现象,是特定法律市场中交易成本与法律收益之间博弈的结果,具有经济学上的理性特征。由此,化解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的困境,既要增加法律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又要逐步规范被害人参与的渠道和方式。

赦宥在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的作用

赦宥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运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赦宥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存在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国古代赦宥制度经历了从司法原则转变成政策的历程。报应观是中国古代赦宥制度中司法适用原则转变成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达到"威慑"与"自利"的目的,在赦宥的具体适用中演变出了复杂的制度设置和种类。从客观上看,此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死刑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制带来的司法专横,同时也使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运行更加具有自身的特色。

受贿罪死刑适用社会效果调查研究

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社会效果,包括社会主体各阶层对死刑适用于受贿罪的认知,以及将死刑适用于受贿罪对社会主体各阶层的影响两个方面,处于互动之中的社会评价与社会影响共同构成受贿罪死刑适用社会效果的范畴体系。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对将死刑适用于受贿罪的认知、感受及其评价并不相同;死刑适用的社会意识及其效果也受制于不同群体的人员与受贿罪犯之间的关系远近;行刑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死刑适用的社会效果。

老弱不受刑——论我国死刑适用年龄上限的历史演进

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上承我国悠久灿烂的刑事法律传统,外纳西方先进的刑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原有死刑适用年龄下限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明确了死刑适用年龄上限。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厘清此规定在我国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路径初探

自死刑在历史上出现那一刻起,中国也就开始了限制死刑以致最终消灭死刑的探索。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的路径主要有:限制死刑适用对象,根据犯罪所触犯的罪名、罪犯的身份地位、年龄、犯罪情节等来决定是否对其适用死刑,具体分为绝对不适用死刑和相对不适用死刑,情有可矜、不适用死刑;对疑罪慎用死刑,通过疑狱听赎、疑罪奏谳、录囚与虑囚、会审制度等来限制死刑适用;严密死刑执行程序,建立死刑奏报制度,集中死刑执行权,实行死刑的秋冬行刑制度等。

俄罗斯死刑适用的近况

最近几年俄罗斯联邦对死刑的“冻结”是加入欧盟的必要举措。但事与愿违,从总体的社会治安趋势看,目前的俄罗斯联邦很难真正地废除死刑,因为在该国暴力性犯罪难以扼制,同时,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率尚很高。

反思与规制: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显性因素规范化研究——以126份故意杀人罪死刑法律文书为样本

在死刑裁量过程中,对犯罪人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1〕是由犯罪人实施的犯罪事实及相应证据决定的。根据对死刑判决书的解读,可以直观地绘制出基本的案件事实,而且这些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知的。死刑裁判书是整个司法活动的"精华",详细、准确地记录了被告人实施犯罪、被害人被害的全过程,并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予依法、恰当的惩罚,对被害人的被害给予最大限度的"抚慰",是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主要依据。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显性因素〔2〕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显性因素,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其二是犯罪情节。根据对样本分析,在审判实践中,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上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犯罪原因的区分功能失效、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失范、、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失衡,量刑情节调节功能发挥失常,情节的边界模糊、功能混乱、裁量随意。

美日韩三国死刑适用状况及刑事政策反思

美日韩三国是目前发达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依然保留有死刑罪名的国家,三国立法上死刑罪名虽然不少,但原则上均坚守了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暴力犯罪的底限,并且实践中死刑判决和实际执行率很低,充分显示了司法控制在减少死刑适用方面的巨大能动性。在我国死刑立法明显过当的现状下,借鉴他国经验,注重从刑事政策角度发挥死刑的司法控制功能便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影响死刑适用的隐性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以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为例

在审判中,隐性因素如同"无形之手"助推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司法潜见、逻辑推理、事实取舍、证据采信、经验判断、权力渗透等等,是隐性因素的表现形态。在死刑适用过程中,隐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是在显性的死刑判决书中未载明也无法载明,是死刑适用方式运行的"暗线",决定、影响法官适用死刑适用的隐性因素主要是案件社会结构、媒体舆论的报道关注和信访。在死刑适用过程中,隐性权力、案件社会结构、法官个人认知之间相互嵌入,而且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强化,各"权力拥有者"借助"领导、监督、指导"等正当事由,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当事人及利益相关者借助新闻媒体、信访等因素撬动隐性权力,并以此实现自己诉求。

中国死刑适用问题实证研究——对京、鄂法律实务界的调查访谈

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不方便实践操作,适用标准难以做到统一,罪名范围过宽,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对死刑条款具有合理性;确定死刑的对象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适用应适当考虑民众因素。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是未来努力的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确保死刑适用标准统一的有效途径。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研究——基于死刑判例的实证考察

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死刑研究的典型样本。在"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司法实践如何运用量刑情节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就成为重要课题。通过对暴力犯罪死刑判例的分析,总结出司法实践常见的几种量刑情节。根据这些量刑情节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程度,将量刑情节分为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即将量刑情节等级化。根据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量刑情节竞合与冲突的问题,能够有效的从量刑情节方面来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

感性执着中的理性超脱——论被害方态度与死刑适用

在死刑案件裁量中,被害方态度应否作为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的因素予以考量,理论界对此存在分歧。被害方态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被害方谅解的态度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独立性,被害方要求严惩的态度对死刑的适用影响具有依附性。被害方态度常与民意、被害人过错一起作为三种常见而又较为特殊的因素影响着死刑适用,法官应综合运用基准刑量刑方法与传统的一次性量刑方法进行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