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赠扶养协议的现实问题

遗赠扶养协议是我国本土法治实践的经验产物。?民法典?将遗赠扶养协议纳入继承编。《民法典》第1158条较前法扩充了扶养人的适格主体,规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作为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抚养人。现行法律对遗赠扶养协议理论立场游离不定,导致遗赠扶养法律关系出现失衡。“死因行为说”更契合《民法典》就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构造。无论采取何种学说,扶养人遗赠请求权都难以摆脱实践中的困境。遗赠扶养协议的生养死葬条款与遗赠条款具有双务、有偿的特性,但不应认定其为双务合同。因此,司法沿用不安抗辩权化解遗赠扶养协议纠纷的做法有违法理,应予纠正。

遗嘱信托的规范构成与体系效应

我国《民法典》及《信托法》关于遗嘱信托的直接规定集中体现于遗嘱信托效力,但相应的解释论展开仍有不足。《信托法》上遗嘱信托成立与生效的形式要件应与《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保持一致,不应排斥录音录像遗嘱。但遗嘱信托不能突破继承制度中特留份的限制,否则利害关系人可行使扣回权。受托人缺位虽不影响遗嘱信托生效,但相应补位机制尚有不足,在解释论上应类推适用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相关规定。遗嘱信托财产登记与否不影响遗嘱信托的生效,相关登记仅具有宣示效力。遗嘱对信托受益权移转的限制仅有内部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清偿立遗嘱人的生前债务应先适用《民法典》关于遗产债务清偿的规定,仍有不足时才适用《信托法》中债权人撤销信托的规定,不应轻易否定遗嘱信托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