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大宗师》中“死生一如”思想辨析

本文对《庄子·大宗师》中“死生一如”思想进行了分析阐释,分别论述了文本寓言表达形式、“死生一如”思想基本内容的比较分析,以及有关庄子境界说等问题。

死生一如的生命情调

《庄子》一书多寓言、重言和厄言,“以厄言为漫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以下均注篇名),凝聚了荆楚文化里浓厚的神话气息,庄子以象征的笔法点化了自然界的山水禽羽,在生命中饱蘸了田原山川的灵秀。(这同代表中原文化系统的儒学仅以人格安放于山水中间的人本思想正好异趣)在他的濠梁之辩里,蝴蝶梦中无不浸润了这种浪漫仙羽的神韵气赋。 寓言使横际于自然和人之间的隔阂冰释了,人的个体生命融于宇宙生命之中,浑然同体,浩然同流。质言之。

《死生交范张鸡黍》中的“时间错位”——以官职、选官制度为例

在元杂剧作家宫天挺的历史剧《死生交范张鸡黍》中出现了一系列不属于剧中人物所处朝代的官职与选官制度,它们大多属于唐宋时期,亦有作者所处的元代才出现的官职,形成一种特殊的“时间错位”。在个案研究、文本细读与版本对读的基础之上,可以窥探该剧不同版本中官职与选官制度呈现的特征,并试图从元杂剧的“虚实论”、元杂剧所处的生态环境以及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来讨论这类“时间错位”产生、流行的原因。

庄子哲学中的“生死之变”与“死生无变”

《庄子》一书对生死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本文着重从“生死之理”“生死之变”“死生无变”“养生顺死”四个方面,对《庄子》生死观中的“变”与“不变”进行剖析。“生死之理”是庄子讨论生死问题的理论依据,即道气论。庄子认为生死本为万物生化之一环,其实质为气化流行过程中的聚与散。以此为基础,庄子进而讨论生死之“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是对生死这一客观现象所作的描述,生死循环无端,自然而然。“不变”则是庄子根据其“齐物”思想所形成之新的生命认识与态度,死生同一,“无变于己”。这种新的认识和态度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养生”和“顺死”的生命态度与实践方式。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语义解析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子夏在劝说司马牛时引用孔子的话。前人多从子夏和司马牛的对话中来解析这句话,得到的只是上下文中临时性的语境意义,因此难免会断章取义。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解释,需要将其置于孔子的天命体系之下。研究发现,孔子"天—命—人"思想体系具有三重性,且三者之间具有动态交互作用。正是在这动态的交互作用中,孔子完成了自己天命体系的构建。作为孔子天命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亦应作如是观。

淳于意决死生方法探析

淳于意以决死生见长,研究其医案发现,其决死生准确率高,若属逆证、死证则不治,患者一般如期、如症而死;诊法以脉、色为主,其中脉象是同病决死生的重要依据;决死生理论与《内经》颇有渊源,重视胃气、体质、饮食、情志、误治等因素对死期与病势的影响。

山水之乐 死生之悲——王羲之《兰亭序》思想探析

《兰亭序》是中国文学玄言体向山水题材转变的重要作品之一。此文情景交融,理趣交辉,从山水之乐转到死生之悲,透射出深层的忧患意识,反映了东晋士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对世道人生的态度。其对后世山水文学、书画创作的思想倾向与审美趣味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解析

《论语》"司马牛忧曰"一章历来就有不少争议,主要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真实内涵。在中国古代特有的有关"天"、"命"哲学文化基础上,它指的是一种通达知命的行为,指的是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自强不息,日有所新。

浅议日本人的死生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地理环境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甚至对国民思想也有这不可小视的影响。日本就是深受自然环境影响的国家之一。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特点与日本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有着莫大的关联。日本独特的自然环境也孕育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意识和文化。例如：“物哀之美”“毁灭之美”等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人的美意识。日本人认为“死は素晴らしいものだ”（死亡是很美妙的东西）。在日本频发的自杀事件和这种意识也不无关系。那么，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日本人的死生观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探讨和研究。

论死生信仰中的古代墓葬艺术

本文通过古代墓葬内部的整体设计、建造和装饰,以时空维度为切入点,挖掘并阐释其各种艺术元素、符号图式及其相互关系背后隐含的逻辑和理念,重现封闭墓葬内构建的复杂有序的宇宙系统,折射出古代朴素的宇宙意识和死生信仰。

《诗经·击鼓》“死生契阔”释义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是《诗经·邶风·击鼓》的一章,但对于"死生契阔"的解释,历来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无定论。笔者认为这句话的合理解释应当是"死契生阔",而非的解释为"生死离合"。

“死生齐一”突围“入土为安”

当殡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展的时候,传统文化仍在"作祟",面对新时期的发展,怎样让死不再是人们的"痛上加痛"。在面临根深蒂固的"入土为安"的观念中,传统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翻开历史的厚重画卷,同为传统的庄子,其真我境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在全民族为了发展的今天,寻找现代殡葬中文化上的突破口,让"死生齐一"具备当代社会的意义。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死生港潮沟活动及其对巴斗围垦的影响

苏北辐射沙洲内侧死生港等潮沟,在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逐渐向岸移动,使岸滩遭受到极为严重的冲刷。潮沟水道的活动成为东台市围垦利用潮滩的主要制约因素。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多次实地调查考察、测量,结合航卫片资料的应用,就死生港的西移蚀岸原因、活动规律加以论述,并对未来死生港再次发育曲流横移对东台市巴斗潮滩围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巴斗围垦的针对性措施。

“死生之道”与三教之判——王阳明由龙场悟道而归本儒学之密钥

生死问题作为龙场悟道的核心,实为理解阳明归本儒学、判分三教的一把密钥。由龙场之悟对生死一念的勘破,阳明洞达了生命存在的实相:吾人本具长生不死之体,本有圆满自足之性。立于这一彻悟,阳明一方面强调破除执著功夫,将对死生之道的理解完全转至当下的道德境域之中,从而奠定了他归本儒学的根基;另一方面他以儒学为宗,"校勘仙佛",将二教所言生死的内涵进行了道德化的发明阐释,宣称原始佛道之义与儒家圣人之道实无不同,从而圆满地实现了对三教的判分与融通。由此,在阳明心学中,养身与养德一体同宗,居仁由义即可长生不死;儒学与佛道一体同源,尽性至命实能作佛成仙。

冯友兰《新原人》“死生”之解读

通过对冯友兰先生《新原人》“死生”章的解读,在不同的境界中透析生死,进而以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说境界,论证了不同境界中的人对生死的不同态度。说明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存顺没宁、超越生死,是不受死的威胁的。

浅析《雨夜物语》对中国白话小说的改编——以《菊花之约》和《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为例

上田秋成的《雨夜物语》一书由9个短篇小说组成,几乎都受到了中国小说的影响。《菊花之约》是中国白话小说《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冯梦龙)的翻案,将两部作品加以比较,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改写的部分也有很多。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两部小说,结合日本的社会文化,分析《菊花之约》对《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的改写。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菊花之约》《守约》比较

从《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到《菊花之约》再到《守约》的变化过程,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选择和改造的过程。三者在人物身份的设置、情节内容的安排、文本结构与思想上呈现出既相同、相似又互有差异的特征。这些特征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读者的接受心理和作家的思想特质。

冯友兰《新原人》“死生”之解读

通过对冯友兰先生《新原人》"死生"章的解读,在不同的境界中透析生死,进而以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说境界,论证了不同境界中的人对生死的不同态度,说明了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存顺没宁、超越生死,是不受死的威胁的。

浅谈《击鼓》诗旨的转向和分歧与“死生契阔”的经典阐释和接受

《诗经·邶风·击鼓》的诗旨阐释体现出历代诗经学在训诂、音义、考据等方面的转向与分歧。名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经典解读离不开对“契阔”从“勤苦”到“约束”再到“隔远”“合离”之意的阐释;也离不开从“军士相约”到“室家之思”诗旨阐释的接受心态,这些因素的背后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义理与考据、旧学与新学的话语权利之争。这样的文学阐释与接受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文学人文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