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适用条件明确化研究

死缓适用条件不明确的根源是深刻的,人们的解释论努力未能也无法实现死缓适用条件的明确化,只能让位于立法论。立法论明确化的内涵是:重构"新"的死缓适用条件,实现其形式上的明确化及实质上的政策功能扩展。为此,直接规定死缓适用条件是困难的,可以通过明确、严格地正面规定死刑立即执行条件,"间接"确定一个明确的死缓适用条件。

论死缓适用率的提高

严格限制死刑是我国一贯的死刑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如何实现少杀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死缓制度的设计与适用在减少死刑的立即执行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我国仍然大量存在死刑罪名的现实中、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在赦免制度缺失的制度环境里,提高死缓的适用率显得尤为迫切。应当通过立法与司法解释的途径,将死缓作为非暴力犯罪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同时放宽暴力犯罪死缓适用的条件,以达到提高死缓适用的目的。

死缓适用条件重构研究

死缓适用条件的立法重构具有重要的政策与现实意义。现行死缓适用条件在立法规定上不具有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起码明确性,在政策上不能有效地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方针。死缓适用条件的重构应满足实现明确性、提高死缓制度地位、确保死缓适用的高比例等要求,为此可以尝试建构一种以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为前提的"反向"确定的死缓适用条件。

死缓适用的实质性标准探究

目前我国的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适用界线非常模糊，学界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发生在云南省巧家县的“李昌奎案”的判决结果的多次变动再次暴露出了二者究竟应该如何区分这一法律问题的复杂性。

我国死缓适用现状的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对死缓适用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抽象性,理论界的争论很大,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也不强,导致实践中很大程度上落入了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本文通过对58个死缓判决书的分析,发现了我国死缓适用现状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死缓适用条件设置的四维思考

1997年刑法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是立法者为死缓适用设置的两个必要条件。从立法渊源来看,死缓条件的设置总体上体现了从严格到相对灵活、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演变,从而为司法机关更好地贯彻死刑政策(特别是坚持少杀)留下较大的裁量空间。从政策依据来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死刑政策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政策为死缓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在规范含义上,应从社会危害性(包括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来理解“罪行极其严重”。从相关实证资料看,死缓适用条件的掌握不太统一,亟待最高人民法院加强死刑适用的统一。

死缓适用实质条件之理论构建——宽恕理论之提倡

司法实践表明,目前我国死缓适用实质条件的理论学说并不能为死缓适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应在借鉴心理学中"宽恕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死缓适用实质条件的新理论。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是:(1)罪恶深重尚未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即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刚刚达到或不过分地超过罪行极其严重的下限标准;(2)犯罪人有认罪、悔罪或者其他值得宽恕的情节,即罪犯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上述条件同时具备时,才能对罪该处死刑者适用死缓。

死缓适用标准的实证研究——以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在界定死缓适用标准时遵循了先确定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再反向推知死缓适用标准的逆向思维,也即只有在客观危害极其严重,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情况下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缺少上述任一条件一般只适用死缓,而非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死刑时,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兼顾社会效果。

死缓适用影响情节的实证研究——以614份故意杀人罪一审死刑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由于缺乏具体的刑法规范,影响死缓适用的情节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其具体作用亦不甚明确。通过运用SPSS软件对614份故意杀人罪一审死刑判决书中列出的情节进行统计分析,本文归纳出死刑裁量过程当中对于死缓适用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诸多从轻从重情节。经分析发现,积极进行民事赔偿等酌定情节对死缓适用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而相比之下,自首、坦白等法定从宽情节则并无特殊优势。因此,在我国当下故意杀人罪死缓适用中,决定人的生命有无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和社会效果取向裁判思路的实践问题必须受到高度重视。基于法官具有的关键地位,应使其更好地践行罗斯提出的忠诚的义务、自我提高的义务、不伤害义务等显见义务。

当代中国内地死缓的适用

在刑事法一体化的视野中,当代中国内地死缓的适用不仅包括刑事实体适用,而且包括刑事程序适用。刑事程序适用具体又包括刑事诉讼程序适用和刑事执行程序适用两个方面。关于刑事诉讼程序适用,最主要的内容是死缓不仅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而且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死缓制度适用中的相关问题探讨

死缓制度是我国特有的刑法执行制度,其本身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利于贯彻执行我国"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挽救一切尚可挽救的犯罪分子,更在于它体现了刑法最为严厉的生命刑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色彩。当前死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在于适用标准不一致,因此需要探寻一条对死缓制度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适用条件,并对相关疑难问题进行解析。

死缓适用条件之反思——以“李昌奎案”为例

我国刑法学界对如何正确理解死缓的适用条件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发生在云南省巧家县的"李昌奎案"判决结果的多次改变,使人们认识到正确理解死缓适用条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其实,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不是死缓的适用条件,民意、舆论和媒体的压力也不是死缓的适用条件,只有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较小才是死缓的适用条件。

死缓适用问题刍议

近年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央“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格控制死刑，使死刑数量逐年下降。今年以来，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院以后，死刑控制更加严格，死刑数量已大幅度下降，其中扩大死缓适用是控制死刑的有效办法之一。那么如何正确适用死缓？是我们面临的又一课题。本文针对当前在死缓适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死缓若干问题思考

死刑缓期执行(以下简称“死缓”),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刑罚制度,其设定目的在于使一些罪该处死的犯罪分子在具备特定情形时有条件地不被处死,从而在总体上限制和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本文围绕死缓的存废、死缓的适用条件,死缓犯的处理等问题进行探讨。

毒品犯罪死缓的司法偏差与匡正——基于100份死缓判决书的分析

实证调查表明,在毒品犯罪领域存在毒品犯罪死缓适用标准不统一、处于从属地位的犯罪人大量被判处死缓、涉案毒品数量在死缓裁量中扮演的角色过重等问题。之所以毒品犯罪的死缓适用出现这些偏差,直接原因是相关会议纪要为处于从属地位的犯罪人适用死缓开了"绿灯",没有确立三维的死刑适用标准,没有限制可以适用死刑的毒品种类;深层原因是来自毒品犯罪日益泛滥的现实压力、结果本位仍然在无形中发挥作用、不少人对死刑的威慑效应仍然寄予厚望。要使毒品犯罪的死缓适用合理回归,必须明确区分死刑与死缓的适用条件,确立三维的死刑适用标准,总结毒品犯罪中排除适用死缓的规则,重新规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并在司法中引入三维分步死刑裁量法。

死缓制度的当代价值

该书版权页上之《内容简介》中说：“本书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分析，对死缓50多年适用的历史进行了形象化的描述，对死缓的起源、死缓的适用类型、死缓适用的条件、死缓适用的比例等进行详细的论证，有助于全面认识死缓制度。通过历史性的分析，结合当代死刑发展的趋势，本书提出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的主张，对研究我国的死刑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死缓制度的产生、发展及思考

死缓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死刑执行制度 ,是我国慎用死刑的重要表现。死缓制度萌芽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时期 ,被 1979年刑法确立以后 ,又逐步向前发展 ,直到 1997年刑法修改完善。可以预见 ,随着刑法发展的国际化 ,死缓制度必将为完成减少死刑 ,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使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死刑裁量情节的判别及规范

司法限制死刑是通过对情节的解释来实现的。酌定情节是调节死刑适用的主要手段。死刑案件量刑情节冲突,应该采取"两分法"的判断模式。死缓是解决现时期死刑适用率偏高及弥补适用死刑弊端最为合理的方法,应合目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