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印度寡妇殉夫的“萨提”习俗

"萨提"是古印度传承下来的一种极残忍极野蛮的寡妇殉夫的习俗。本文阐述了"萨提"习俗的历史演变及其同印度教及种姓制度的历史关联;分析了其形成于印度教婚葬习俗;探寻其延续至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指出其对印度社会风尚和现代文明建设的负面影响。

试论北洋政府对殉夫的褒扬

北洋时期,政府将烈妇、烈女作为统治社会、挽救民心的道德代表而大力提倡。政府颁布《褒扬条例》,规定"节烈可风",受褒奖者赐予匾额、褒章,允许为其建坊、立碑。政府的褒扬烈妇、烈女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助长了社会上沽名钓誉,以死博得好名声的不良风气。

从双性人到殉夫制

在青海乐都县柳湾遗址出土的一把彩陶壶上，壶的正面长颈部至耳部的高度范围内，有一十分奇特的捏塑的全身人像。

从本能到特权:明清淮北两性关系的阶层异化

明以后,官府倡导的女德已趋向于以锢本能、逆人性、反常识为目标。一方面,淮北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卫道士们坚持甚至与封建道德伦理相冲突的歪理邪说,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以守贞节烈、夫殁女殉进行道德教化、思想绑架,对女性进行精神摧残和肉体戕杀。另一方面,淮北分享国家权力的强势群体,在两性关系方面,肆无忌惮地放纵糜烂,夺人妻妇,奸占平民女子。明清时代,淮北男多女少的现象非常严重,守贞殉死不但直接扼杀了女性的性权利,也间接地剥夺了广大男性的自然权利。因此,女子殉死与男权无关,是专制权力的畸态产物。明清统治者通常不是通过为大众增加普遍的社会福利来稳固其权力;相反,他们通过剥夺最广大民众的自然权利、禁锢普通百姓的本能需求,维护一个为所欲为的利益集团,使之充满优越感,从而对专制者感恩戴德,并成为明清专制政体的基石。

浅论《儒林外史》中王三姑娘的追求

《儒林外史》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有一位王三姑娘。在丈夫去世后,王氏不顾公婆规劝,执意绝食,最终身亡。以死殉夫之举令王三姑娘获得朝廷旌表,并获准在门头建牌坊,其牌位亦得以进入节孝祠。牌位入祠日,阖县绅衿前来祭祀,盛况空前。王三姑娘的以死殉夫表明,有清一代,清政府虽不鼓励妇女在丈夫去世之后自杀,然因能在"青史上留名"以及给所在家庭及家族带来巨大声望,仍促使许多女性在丈夫去世之后选择以死殉夫。

明清旌表制度的实践逻辑——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在社会规制的绝大多数语境下,法律和社会规范都是并存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认识到法律和社会规范共同作用的重要性。中国明清时期存在的旌表制度,实际上体现了统治者巧妙地选取法律激励和社会规范制裁的组合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意图。在对有关旌表制度的清代律例规定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借助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来理解旌表制度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原理,有助于揭示“法与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旌表制度不仅可以改变特定行为的社会涵义,打破社会规范“无效率”的困境,而且实际上是对当时失灵的民间“声誉机制”的一种补强,使本来受限的皇权能够下达乡村,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此外,对于生存在贞节文化盛行语境中的女性,获得旌表成为其修复个人和家庭声誉的途径之一。这反而导致更多妇女倾向自杀以争取旌表奖励。

皇帝偏好如何影响司法判决——以清代“节烈旌表”类案件为例

皇帝作为清代司法实践过程中的最高决策者,其偏好对于司法裁判结果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在“音效隔离”的状态下,由于不同主体对皇帝行为的观察存在差别,他们对皇帝偏好的理解也会有所差别。在清代“节烈旌表”类案件中,皇帝的表达偏好更多是“禁止殉夫”和“打击奸情类犯罪”。在官员眼中,皇帝的外显偏好可能是“严控请旌”和“严惩罪犯”;而在百姓心中,皇帝的外显偏好则可能是鼓励妇女“守节”和“抗节”从而获取旌表。这种认知差别可能正是皇帝所希望的,并且直接实现了皇帝的真实偏好,即旌表制度稳定运行和皇权统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