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印”名實考——以吾丘衍論斷爲切入點

吾丘衍把“將軍印”和“朝爵印”做對比,提出了“朝爵印皆鑄,軍中印多鑿”的觀點,并用“擇日封拜”和“急于行令”解釋二者出現的原因,這一論斷影响至今。然而,存世的大量漢晋南北朝時期的官印鮮有鑄造,《漢書》等文獻中也多以“刻印”來記載。同一時期的實用官印、封泥并没有表現出因官職屬性的不同而呈现的明顯的風格差異。“封拜”作爲一種任命官職的必要程序,不僅屬于“朝爵”,對于武將的受職依然必不可少。“急”衹是影響印工發揮的一個外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還是是書佐、印工的文字水平和熟練程度,軍中授予的印章還存在提前預製的可能。因此,“急于行令”并不是“將軍印”风格产生的原因,傳統“將軍印”的定義需要修改。“將軍印”在封泥中并未出現,它符合殉葬明器印的特徵,殉葬應是導致“將軍印”風格産生的直接原因。重新認識什麽是“將軍印”和“將軍印”是怎麽産生的這兩個問題,對于篆刻史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枚明代青田关防

蚌埠市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青田石印,20世纪80年代出土自明代墓葬,对于其用途研究,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为陪葬而制的殉葬印。文章结合明代关防制度、出土实物及明律法条的梳理,试探此印的功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