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相之无——王弼有无之中介与政治哲学之基

“殊相之无”的重要意义在已有的王弼研究中未获充分重视。“本无”一方面始生万有,另一方面获得规定性与特殊性,作为“殊相之无”伴随万有,终成其用。“殊相之无”、“殊相之有”、用,三者相即不离,彼此规定,构成容器的完整存在。“无”获得殊相化,遂能在万物与现实政治生活上发挥功用,不再仅仅是玄虚不可言说者,礼法名教也从自然奠基,获得正当性。“本无”与“殊相之无”,在宇宙层面对应的是天地不仁和万物蕃息,在人的层面对应圣人无心和百姓有为,在政治哲学层面对应君与臣。君主法天地无为而“崇本息末”,臣民守“殊相之无”以“崇本举末”,两者相合构成完整的政治哲学图景。圣王之道不再是素朴的小国寡民,而是在天下大一统形势下富于礼法文明的无为之治。

论定义中的殊相与共相——公孙龙子《指物论》评析

本文尝试用现代的语言和概念评析公孙龙子的《指物论》，从而讨论中国古代对于定义的把握，特别是对于定义中殊相和共相的把握。由于定义是深刻思维的基础，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本质问题是：在中国古代，是否在存过进行深刻思维的基础。

汉代岭南漆艺“殊相”探骊

汉代岭南漆艺"殊相"表现有三:一是在南越文明发展中凝练出一种复合型的地域属性,当中有本土文化、中原汉文化、楚文化等影响因子;二是富贵气象傲视群雄,汉代岭南"金釦器"之多、使用金色髹涂的高调髹饰手法之娴熟、嵌玉漆器之珍奇,都是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漆艺面貌中少有的景观;三是装饰意趣别开生面,犀牛图案、鱼纹装饰、井字格布局、怪兽纹样、狩猎纹漆画等,都代表了汉代岭南漆艺独特的艺术价值。

《蝇王》与《地球百子》恶之殊相探析

<正>《蝇王》众所周知,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后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蝇王》的主角是一群6~12岁的儿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因为飞机在撤退途中失事而被困在一座荒岛上。他们开始能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后来逐渐意见不合,从误杀升级到故意谋杀,将人性付之一炬。《地球百子》是一部热播的美国电视剧,该剧根据一套尚未出版的小说改编。故事描述未来人类爆发核战争后,地球表面被彻底摧毁。

地图与GIS的共相与殊相思想探微

通过对地图与地理信息系统(GIS)中空间地物图形表达方法、GIS开发方法的分析,发现在地图和GIS中蕴含了共相、殊相哲学思想。地图符号中"共相"特征利于表达地物群体特征和分布规律;其"殊相"表达空间地物的个性特征,增强排它性。共相式GIS开发可以减少系统开发投入,缩短系统开发周期,增强组件可移植性;具有"殊相"特征、多种多样的具体算法,推动了GIS算法的优化。今后在地图和GIS研究中有意识运用共相、殊相哲学思想,有望推动地图和GIS的理论和技术创新。

闽台社会的同质殊相发展初探——基于侯孝贤“悲情三部曲”的影视文化视角

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的"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充分贯彻台湾新电影所追求的写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两岸融合的历史期待,它的成功也昭示着两岸的美好未来。

论宗教的现代性殊相与本相

现代性作为影响现代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审美等方面的因素,对当今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介入与干预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对现代性的研究与解释也应运而生,产生了层出不穷的理论。这些理论以现代性殊相的形式、本相的形式呈现出来,企图达到解读现代性真相之目的。本文通过现代性的殊相来讨论现代性的本相问题:现代性的本相则是借助韦伯、齐美尔的研究来说明现代性实质内涵:一方面,现代性是韦伯逻辑中追求理性与科技引来的宗教神本思想的消退,即,理性导致的世俗化;另一方面,则是齐美尔对韦伯现代性后果宗教神本消退后的人本主体世界的精神诉求给以心理主义的关注。

论斯特劳森对殊相—共相的解析及其理论意义

对于传统分析哲学对主谓结构的逻辑分析方式,斯特劳森认为是粗劣和不充分的。因为从语法、逻辑的角度并不能说明主词、谓词及其关系,对语言和逻辑的说明只能诉诸于更基础性的东西。这便是他所谓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任务——揭示语言的形而上学基础,即概念图式。通过对日常语言中主谓词区分的特征层层深入地分析,斯特劳森引入与主谓区分相关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殊相和共相来揭示概念图式的面貌,说明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因而殊相和共相在其论述"描述的形而上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动态筝形说”:比较文学的另一种界说

百年来,比较文学没有取得一个共识定义,其深层的原因是学者们理所当然地将比较文学视为一个“大整体”,对之进行“整体性叙述”。基于个体性向度,以个体性比较文学为基本单位,比较文学可被界说为“共相与殊相统一体的个体集合”。共相指所有个体共有的形式,是一个恒量范畴,指或跨语言、或跨民族、或跨国家、或跨文化、或跨文明(“五跨”)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殊相指个体独有的相貌,是一个变量范畴,它受制于个体隐结构中“世界文学关系观”与“目的旨向”两大要素。共相与殊相的“统一体”关系,可借助一个动态筝形得到图说:筝形四边的定长(即共相)喻指“五跨”文学关系研究的恒量范畴;筝形上、下的变角(即殊相)喻指隐结构中两大要素所构成的变量范畴;筝形上、下两角变动所构成众多的个体相态,喻指“共相与殊相统一体的个体集合”。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

基本形式化本体重要概念解析及对中医领域本体构建的提示

目的:为国内领域本体建设介绍更为通用的框架结构,以便未来与世界各领域本体有更好的交互与共享。方法:全面介绍基本形式化本体BFO的框架结构、基本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间的内涵辨析,以中医本体构建为例探讨。结果:BFO对于中医领域本体构建的5点提示。结论:BFO为中医领域本体构建提供理论、原则、创建好本体的策略。

语境表示式与记忆

HNC理论提出语言概念空间是由概念基元、句类、语境单元和语境组成的4层级结构体,每一层级都有自己的数学和物理表示式,分别表示成(HNCm)和(HNC-m)。本文在兼顾(HNC-(～4))的情况下,着重论述语境表示式(HNC-4)的物理意义以及(HNC-m)与记忆的关系,引进了共相记忆和殊相记忆这对重要概念:共相记忆区分为共相记忆1(概念基元)、共相记忆2(句类)和语言理解基因(语境单元),都存在大脑皮层中,是思维主体无法意识到的,又称隐记忆;殊相记忆即(HNC-4)记忆形态,分为实记忆和虚记忆两种索引模式,存在海马中,又称显记忆。此外还有一种不经过理解的长时记忆叫鹦鹉记忆。

描述理论的困境

罗素在他的摹状词理论中,从研究专名开始,即表示殊相的简单符号,而且这个符号没有进一步的符号,从而保证专名直接指向对象。然而指称对象的方式并不都是通过专名,还有摹状词,而为了使摹状词有专名的作用需要对其作出分析。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专名径直指向对象而没有涵义,而它的意义由殊相的存在决定。逻辑专名在罗素看来,是亲知知识的对象;而普通专名则是伪装的摹状词。摹状词是不完全的符号,不是表达式,它的意义不需要通过特称来获得,只有在句子中才能有意义。维特根斯坦的命题图画的理论受罗素摹状词理论很大的影响。摹状词能否成功指向对象是命题图画理论成功的必要条件。专名与摹状词是否同义、专名与摹状词作用是否相同等都需要在描述理论中作出分析和说明。

中国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中国

研究表明,从主体性出发,中国人类学还可分"四维观";而借助皮尔斯的"三性论",进而提出心物兼容、相辅相成则可成为中国人类学的理论参照。中国人类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共时——历时、共相——殊相、形式——内容关系的合理把握;中国人类学只有摆脱各式僵化的二元对立,"由二生三",突出"全息"和"过程",才能让"中国经验"走向世界,才能有效加入本学科的全球对话。

斯特劳森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理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经过笛卡儿、康德、罗素等,一路传承至今。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可以视为是一种基础主义,它试图描述我们人类的思想结构,为经验或客观殊相的知识寻求合理的基础和根据。这种基础主义把基本殊相视为基础的信念,而基本殊相有物质物体和人两个,前者为我们提供指称框架或概念图式,后者为我们的经验提供了出发点和根据。

罗素关于“事实”的逻辑分析

逻辑分析方法在罗素的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就是建立在逻辑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其目标是对世界不断地进行分析,直到分析至不能再分析的最简单的逻辑原子为止。在对"事实"的逻辑分析之中,罗素以逻辑分析方法为指导,并在这一分析过程中贯穿着亲知原则,从事实分析到事物,从事物分析至殊相,又从殊相分析到性质束,最后把性质束看作是构成世界最终的、最简单的、可被亲知的逻辑原子。

罗素哲学中的谓述问题及其认知意义

谓述问题是哲学史上的难题,罗素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大量的论述,并试图采用认识论的方法加以解决。戴维森认为罗素没有解决谓述问题,是他根据塔尔斯基的真理论才使该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但是罗素仍然对谓述问题作过贡献,表现为他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清楚地表述了谓述问题,他把语言划分为不同层次,把谓述问题限制在原子命题中,把谓词推广到关系词。虽然戴维森从外延角度解决了谓述问题,但是语言的意义和心理活动的关系问题仍是未解之迷,罗素后期的理论尝试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意义问题,为谓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必要的补充。

论艺术创作中“典型”与“原生”的张力——兼谈对“新写实”现象的新阐释

作为创作方法,"典型"是杂取种种人(物),塑造共相,而"原生"则是择取个别人(物),展示殊相。事物的本质不仅通过共相法得以揭示,而且通过殊相得到彰显。两者均是通达事物本质的佳径。"典型"与"原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相互排斥而又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以这种辩证关系为视角,可使上世纪末的"新写实"现象得到一个崭新的观照。

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体系

冯友兰运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宋明理学。他通过对实际与真际,理与气,道体与乾元,太极与无极等范畴的分析提出了共相与殊相的理论,建立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对实际与真际、理与气范畴的分析中,强调逻辑的先在性,这虽然有"理在事先"的偏颇,但是他对理学范畴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在哲学方法上他认为有正负两种方法,正的方法是逻辑的方法,负的方法是直觉的方法,他主张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他的哲学的落脚点是解决人生的觉解和精神境界问题。冯友兰哲学开辟了中西哲学融通的道路,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