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山子熹平三年残碑》的艺术特征分析

现藏于山东省枣庄市博物馆的《张山子熹平三年残碑》是枣庄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墓铭碑,也是国内发现的一百六十余品有明确纪年的汉代刻石之一。此碑虽为民间刻工所为,但字体方整有秩,用笔多为方笔,章法规整,隶书结体已十分成熟,是汉碑中的珍品,对探索与研究鲁南地区隶书的发展演变具有较高的价值。该文探析《张山子熹平三年残碑》的艺术特征。

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题记二则——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

拓跋猗卢残碑为代北拓跋早期仅存碑石，罗振玉着录于《石交录》，图像不传。2003年，柯昌泗拓本碑文图像及题记面世。经研究推断，碑为刘琨于雁门山中某处所立的猗卢葬处标示物，为316年拓跋历史转折的一件重要物证。2006年，又有柯氏题于该碑另一拓本的跋语面世，谓碑乃绥远城南所出。如果绥远所出之说属实，势将否定原来推断的各个论点以及若干历史现象的解释。本文依据史实，论证原来的推断理据较胜，柯氏跋语中碑出绥远之说或系贾贩顺口之词，不足取信。

再论《司马芳残碑》刊刻的年代及其背景

《司马芳残碑》作为魏晋司马氏唯一的一方石刻史料,其价值弥足珍贵,对于此碑的刊刻年代一直众说纷纭,我们在分析前人的基础上,认为《司马芳碑》初刻于汉末,重刻于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之所以在北魏重刻此碑,不仅是司马氏家族现实政治的需要,还是北魏统一北中国后塑造胡汉共同体政权的影响所致。

邯郸新见东汉建宁二年残碑考释

2008年9月,邯郸古玩市场出现了一张东汉"建宁二年"的残碑拓片。据介绍,《建宁二年碑》的拓片是从永年县西苏村一带购买。此残碑是比较珍贵的东汉赵国碑刻资料,仅保留了少半部分,残高93厘米,宽74厘米,竖刻文字共12行,总共残存67字;为研究东汉赵国官制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完全是成熟的隶书体,也是汉代隶书字体的珍贵资料。

雷公山残碑

在雷公山曾分别于民国四年（1916年）、五年（1915年）和民国三十年（1941年）发现两块残碑，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人将一块碑刻残片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残片上仅有两个字完整，另外三字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这些残碑上的字体古雅奇特，不像汉字，也非其他的民族文字，碑刻的时代很难断定。

明·经纶堂记并题名碑记(残碑)

《经纶堂记》并碑阴《题名碑记》，刻立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孟冬（十月）。现存残碑，1994年5月出土于杭州市上城区延安南路扩建工程红门局基建工地（现吴山广场附近）。明永乐年间。朝廷在涌金门内前朝御史台旧址营建杭州府织染局，因其大门通用丹漆藻绘而被民间称为“红门局”。清咸丰年间，毁于战乱。

段怀穆建伽蓝残碑发覆

论文对收藏于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的段怀穆建伽蓝残碑进行了考索 ,发现此石刻系隋文帝开皇年间诏令天下诸州普立寺院时 ,青州遵诏建寺中遗留下来的碑刻。隋文帝广建寺院所立之碑迄今已极其罕见 ,这样段怀穆伽蓝残碑就为我们研究天皇建寺事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金石文献资料。基于该碑所具有的重要历史研究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的有关规定 ,建议

白鹿山北齐残碑考述

笔者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发现白鹿山上玄极寺西侧有一块北齐时期残碑。它为我们研究北齐历史、百姓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口,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太行山一带乃至我国北齐时期历史、宗教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存史价值。

郫县汉代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

1966年,四川成都西北郊的郫县犀浦地区一座东汉(?)砖室残墓中出土了一块残碑,它的上、左、右三侧都已被截去,并在其上重刻了一个人像,改制成该墓的左墓门。但从残存字迹中仍可辨出它原是东汉时一块记载田舍、奴婢、耕畜等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石碑。它于1974年公诸于世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反响。我国学者蒙默、张勋燎、刘磐石与日本学者好并隆司、狩野直祯等先后发表了研究专文,近年来一些秦汉经济史方面的著述也屡见引征。但由于此碑残缺过甚,人们对它的性质多有歧议,本文用现代统计手段对之作微观分析,探究它对于两汉社会研究的价值。

关于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

平中苓次氏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田制与税法》第八章〈居延汉简和汉代的财产税〉中,分析了居延出土的礼忠简和徐忠简这一财产记录,结论是:整个汉王朝是经常征收财产税的。1969年,永田英正氏认为,这两个简并非如平中氏所说的那样与资产有关,而是作为边境士兵身份调查书中一个部份的财产记录。山田胜芳氏则在《汉代的算和役》一文中指出:“平中氏以资产一万钱为一算,从而证明曾经有过每一算每年征收一百二十钱的货算,而他所引用的史料,其中大部份都有问题。

《中国藏西夏文献·西夏陵残碑卷》汉文残碑相关问题考论

《中国藏西夏文献·金石编》所刊西夏陵残碑总27部分,其中汉文残碑共11部分,碑陵破损程度较大,多数字迹难辨。从能辨认的残碑来看,其中不免涉及西夏帝王、皇族贵戚、王公大臣的生平事迹及丰功伟绩。这些原始材料,不仅校正与弥补了相关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所识碑文涉及的封号、年号、人名、战事、食邑以及有关民族文化认同、封王制度等可以对西夏陵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黑龙江省阿城市发现金源郡王完颜公神道残碑

2003年11月初,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政史系据群众提供线索,调查了阿城市大龄乡吉兴屯金代贵族墓群,并在墓群周围发现了三块金代重要残碑.

宋敕赐阁记残碑

1990年11月,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在隆兴寺施工动土时,于集庆阁遗址前(距西、北侧墙基约4米)深1米余处发现北宋崇宁年间的敕赐阁记残碑及鳌座.现碑与座均置于正定隆兴寺集庆阁遗址前.

《司馬芳殘碑》碑主司馬芳新考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司馬芳殘碑》涉及西晉皇室先祖,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通行看法是司馬芳即文獻所記司馬懿之父司馬防。本文以《殘碑》碑陰題名中杜幾(畿)的職銜爲線索,考證杜畿早年履歷,推定司馬芳擔任京兆尹的時間在漢靈帝光和年間,而這與文獻記載的司馬防的生平履歷相矛盾。故本文贊成施蟄存先生卓見:《殘碑》碑主司馬芳與司馬防並非同一人。

代王拓跋猗卢残碑出土地及相关问题探讨

1935年,柯昌泗从绥远贾客手中买到“王猗卢之碑”残碑,罗振玉认为此碑是猗卢死后刘琨统其众时所立;田余庆推测此碑并非出自贾客所说的绥远城南30里达赖营古城遗址,而是在猗卢身死之地雁门山区一带。从柯昌泗题记及猗卢死时的政治形势看,此碑为拓跋鲜卑西部首领郁律所立,原立于北魏盛乐东北今呼和浩特金河镇西达赖营古城遗址,性质为纪功碑。猗卢碑之所以出现在此地,与拓跋鲜卑内部斗争有关。

半截残碑

本是好玉的，古之华夏以玉为宝，然并非因宝而好玉，实是因了玉本身之灵性，对汉儒赋玉以“五德”，也颇认同。而玉确是极难得的，一来难以觅其踪；二来即便有缘得见，也与囊中不符，那时便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感，好在多年来留心与此，藏了几件，有时又蓦然有自慰之感。儒教之说，几千年来成就了中国文人乃至社会之思想，赋情于物的玉便成了人们十分的爱好。

淮安市档案馆将韩母墓残碑征集齐全

5月12日，淮安市档案馆、淮安市博物馆人员一行三人前往淮安市清浦区武墩镇王庄村陈学武家中，成功征集到一块民国时期韩母墓残碑。市档案馆2005年8月在同地另两户陈姓居民家中征集到两块韩母墓残碑，后发现另一块残碑，当时因收藏人陈学武已将残碑砌入房宅之中，未能如愿征集。

汪伪“国民政府考试院印”残碑考

日前,位于南京市长江路292号原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大院内的煦园太平湖畔夕佳楼旁,发现一不规则三角形青石残碑碎块.石块因严重残缺,仅存有篆字体印刻一方.经辨认,印文为"国民政府考试院印".该石刻印完整,正方形阴刻,边长7.5厘米.从残块的形状看,这似为一块石碑碑额,石材较薄,背面还混合有水泥、鹅卵石等杂质.由此判断,原石碑很可能是镶嵌在墙体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