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角下《抵达之谜》的身份危机研究

奈保尔是英国极具影响力的移民作家,他以其自身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为灵感,将与众不同的看法和独特的风格融入作品中。其作品《抵达之谜》描述了作者在多重文化背景下追寻自我身份认同的艰难旅程。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分析小说中奈保尔的文化身份危机,从主人公的迷失、找寻直至最后抵达三个方面探究其身份重构之旅,挖掘谜团的真相。对奈保尔“抵达”的探索,对揭露人们所面临的身份挑战、解决多重身份者的生存困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大数据时代的殖民理论重构:数字殖民主义和数据殖民主义之辨

大数据背后的“殖民主义”现象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不少相关“新理论”随之诞生。其中,数字殖民主义与数据殖民主义得到本土学界迅速引介,但迄今为止二者的理论边界与思想继承尚未厘清。从二者的建构历程、理论结构与概念诠释来看,数字殖民主义与数据殖民主义虽皆源自殖民主义在数字语境的概念变迁,但前者与已有殖民主义理论的差异仅局限于经验层面,而后者在经验层面及形而上层面都与过往理论不尽相同,属于殖民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理论。

从殖民主义视阈解读列奥波尔德·赛达·桑戈尔双重身份

列奥波尔德·赛达·桑戈尔是非洲塞内加尔的开国总统同时兼任法国制宪委员会议员。作为塞内加尔国民,桑戈尔始终与法国关系亲密,在塞内加尔推行法国文化。作为一名法国公民,桑戈尔提出黑人性精神,推动西非人民的独立运动,脱离法国殖民。桑戈尔的双重国籍身份,支持塞内加尔的独立以及促进法国对塞同化矛盾行径,使得外界对桑戈尔的评价褒贬不一。本文将从列奥波尔德·赛达·桑戈尔的生平,殖民时期的同化政策对桑戈尔双重身份的解构与去殖民化对桑戈尔双重身份的重构三个角度来解读桑戈尔的双重身份,让更多的人能从更客观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桑戈尔。

“数字殖民主义”的构成、影响及应对

“数据殖民主义”即数字垄断寡头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算法为手段,以数据为原材料对广大世界人民和发展中国家展开财富与资源掠夺的形式。借助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的权力资源,“数字殖民者”建立了由“数字封建主义”和“数字垄断”构成的“数字殖民体系”。相比因特网时代,“数字殖民主义”对世界人民和经济欠发达国家产生了更消极的影响。为此,我国更应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应对“数字殖民”所带来的风险。

外部思考与去殖民性

去殖民性理论是近年来在学界引起关注的理论思潮。作为一种来自欧洲“外部”的视角,去殖民性理论认为,尽管殖民主义已终结,但殖民性仍然存在,并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持续地造成影响。结合阿尼巴尔·奎杰罗和瓦尔特·米尼奥罗等重要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去殖民性理论进行了讨论:首先,作为一种“外部”视角,去殖民性理论从殖民性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指出现代性的背后藏匿着的是殖民性;其次,本文认为,与后殖民理论相比,去殖民性试图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跳脱出来,实现知识上的去殖民化,而后殖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局囿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最后,去殖民性理论提出了以对生命的呵护、共同体的成长与和谐作为目标的一套替代性方案,强调全世界人类和谐共处,对当下和未来世界格局进行了重新构想。

“共构殖民论”辨析:荷据时代台湾地区的中国内地移民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考察

“共构殖民论”认为历史上中国内地对台移民开发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是荷兰殖民者到来后主导推动的结果,宣称中国内地移民与殖民者“相互依赖”,对台湾地区进行了“合作殖民”。这不仅美化了殖民统治,也否定了自古以来两岸之间交流融合不断发展、中国内地对台移民开发逐步深化的历史事实,并将后者和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混为一谈,与“台独史观”实际上有着相似的叙事模式。但是,各种史料记载早已充分证明,引发当时对台移民活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内地方面,当时对台移民活动的主导是中国内地官方与民间,而不是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与中国内地移民的关系绝非“相互依赖”,当时台湾地区各项产业的开发,均是建立在前者残酷剥削后者血汗的基础之上。后者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一样,都是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受害者,乃至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联合起来,以各种形式进行着反抗,是荷兰殖民者猜忌防范的重点对象。所谓“共构殖民论”,是对荷据时代的中国内地对台移民开发历史的严重歪曲。

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到超越后殖民主义——国际学术界关于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的研究与争论

殖民建城活动是塞琉古王国疆土治理和开发的重要方式。自19世纪以来,以德罗伊森、比万、切利科夫、塔恩为代表的学者深受殖民主义史学的影响,将塞琉古的殖民建城视为希腊化进程的核心和希腊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将希腊-马其顿人所建城市视为“希腊文化孤岛”,将马其顿军人视为殖民的主力军。20世纪70年代,受到后殖民主义史学的影响,布里昂、库尔特和谢尔文-怀特等学者对既往研究做了反思和批评,提出了殖民者与当地居民关系的“隔离模式”。此后,更多学者参与该问题的研究与争论。20世纪末以来,学界研究的新趋向已经逐渐淡化了东西方的界限,普遍关注塞琉古王国多元复杂的统治现实,将殖民建城活动视为构建帝国共同体的整合过程。

后殖民鲁迅:主体性建构视野下的逆袭与正道

“后殖民鲁迅”作为鲁学中相当热门的论题之一彰显出有关理论与个案分析对话的繁复张力和有益链接,在不同时空都有相对精彩的实践。东南亚学者/作家王润华的相关书写犀利地反映出曾经的被殖民者“逆写”的合法与急切,作为“南洋”诗学的建设者,其对鲁迅作为精神资源和中国文化象征的挪用与警醒令人同情且深思。北美学者刘禾的实践既有清醒的棒喝、反问与提醒,又有剑走偏锋的偏执和悖论。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理解和发展,其香港迷思及上海书写中的借助与补偿功能各司其职,更展现出其丰厚、锐利与发展着的伟大。

经济易位与文化易势:半殖民体验下的鲁迅“故乡”重释

鲁迅的“故乡”书写,是学界讨论五四启蒙精神现代性的重要文本,这种讨论明显偏向了当时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半封建”与“反封建”一面。重读鲁迅“故乡”,会发现其对故乡的现实性描绘,也体现出了“半殖民”的一面:半殖民经济的入侵导致了农村经济破产,经济拮据、生存困难的农民无法回应知识分子在文化/精神层面的启蒙号召,因此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理想与农民的现实需求之间的异相,导致了启蒙神话及文化西方策略在农村世界的破产。鲁迅笔下的故乡景象和乡民群像无不投射出半殖民现实对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深重影响。

竞争、颠覆与重构:西方在中亚“去俄殖民化”的记忆政治

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西方在后苏联空间,特别是在中亚掀起了规模化的“去俄罗斯殖民化”(Decolonize Russia)活动,将沙俄帝国—苏联帝国—俄罗斯视为未曾断连的邪恶殖民帝国,呼吁并指导相关国家采取“去俄殖民化”手段清算苏联历史并结束当下与俄罗斯之间的依附和等级关系。文章认为,历史记忆是对历史事件选择性刻写及凸显的结果,西方将历史记忆武器化开展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意图通过对中亚历史记忆的清洗和重构加速孤立俄罗斯,重塑地缘政治结构。文章在记忆政治的视角下对西方在中亚地区的“去俄殖民化”话语及实践进行分析,揭示西方操控中亚历史记忆的因由及实践路径。

半殖民体验与郁达夫留日时期的创作

半殖民的另一面对应的是半封建,所以郁达夫的创作有着反叛传统文化、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而半殖民的事实又必然会让身处日本的郁达夫感受到被征服者的屈辱。他既渴望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角来分享西方/日本的文化,又不得不在现实处境中祭起民族国家的大旗来对抗半殖民现实对自己的精神压迫;既要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眼界来拥抱西方/日本文化,又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以“封建”的态度来对抗西方/日本。这既构成了郁达夫留日时期小说叙事中身份认同的两难,也决定了他对日本以及女性书写的复杂态度。

从1919年革命看殖民统治延续下的埃及现代化

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国强行宣布“保护”埃及,引发两国关于“保护”与独立之争。一战结束后不久,埃及就爆发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即1919年革命。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革命派在埃及国内、巴黎和伦敦进行政治博弈,开展对美国外交,迫使英国发表“二·二八”声明并承认埃及“独立”。然而,革命派不愿放手发动民众,美国又向英国殖民主义妥协,革命因此半途而废。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延续,埃及失去了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机遇。从长时段来看,英、法等强行中断穆罕默德·阿里开创的自主型现代化进程,殖民主义妨碍了埃及政治现代化、土地改革与农业革命和工业化。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新自由主义泛滥,集中体现了殖民主义对埃及现代化进程深远的负面影响。

复数“他者”:东亚殖民地“看”与“被看”的辩证——梅娘作品“他者”叙事的意义

东亚殖民地文学中“他者”问题具有复杂性而且理论意义重大。通过对日本殖民东亚时期的作家梅娘作品中“他者”叙事的分析可以发现,东亚殖民地文学中“他者”叙事的理论意义在于打破了西欧殖民主义“西方与东方”“自我与他者”的二元结构,它不同于后殖民理论的“逆写帝国”,杰姆逊的“民族寓言”,以及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等理论,打开了思考殖民地“他者”议题新的理论空间。

全球南方与安全社群--对理论的去殖民化反思

前殖民宗主国家通过共同规则,彼此约束,不再征战,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安全社群。相对于此,前殖民地国家则通过互不干预,彼此承认主权完整和独立,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安全社群。后者由于不涉及共同规则,引发了前者的不安。两种安全社群成员国的属性不同,前殖民宗主国家依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建立,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世界大战,自觉需要约束才能建立秩序,因此重视共同规则。前殖民地国家则因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而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充其量是建立了不完整的政权,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习以为常的国家迥异,因而追求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地位的认可,但遭到前殖民宗主国家的指控。前殖民地国家被指控如同过去的殖民宗主国家一样不受约束,成为当代“安全威胁”的来源。可见,在殖民性不同的国家,有关安全社群的设想也有所不同。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整合的身份范畴,为分析不同安全社群基于不同的殖民性所衍生的多样化安全需要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结合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可以看到一些安全社群研究仅局限于前殖民宗主国家这一单一视角的不足。

19世纪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的音乐与身份杂糅——从沃恩《海峡殖民地华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谈起

研读1879年海峡殖民地官员、英国人乔纳斯·丹尼尔·沃恩出版于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有助于探讨19世纪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峇峇)音乐与身份认同。峇峇们在海峡殖民地,通过与传统华人、马来人、欧洲殖民者等的多元族群互动,形成一种杂糅文化身份,峇峇的音乐也体现出典型的杂糅性,并参与建构了这种杂糅身份,形塑了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社群结构。

殖民规训的异化:美属菲律宾库里昂隔离制度与麻风病人的反抗

20世纪初,美国出于殖民利益考量决定在美属菲律宾实施麻风病隔离制度,并于1904年建立库里昂隔离区。美国在隔离区通过法律、教育、纪律等多种方式,非人道地严苛规训麻风病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麻风病人包括自主生活权在内的基本人权遭到剥夺。他们以逃跑、拒绝治疗和劳动、秘密结婚、武力斗争等群体自发反抗行为,挑战隔离制度和殖民秩序。鉴于殖民规训的异化结果,美国殖民者逐步放宽对库里昂隔离区的管制,并建立区域治疗站来调整麻风病隔离制度。美国在菲殖民统治缩影的库里昂隔离制度折射出,即使在受到严重限制的殖民环境中,基于种族主义使命观的殖民规训非但难以建立起对菲律宾民众的有效统治,相反还会面临普遍反抗,进而冲击解构预设的殖民秩序。

试论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中等学校殖民教育政策特点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大力推行中等学校殖民教育政策。以《教育敕语》为准则,全面实行对中国人的中等教育方针与法令;注重日语教育、实业教育以及“日本精神”的灌输;大力实行愚民教育和民族差别教育;控制中等教育教师等等。通过这些手段,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青年学生灌输其奴化思想,以快速培养大批可供日伪驱使的奴仆,满足其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中等学校殖民教育政策涉及了中等教育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了一系列的特点。此等殖民教育政策不仅破坏了中国东北原有的学制以及教育生态,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东北青年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

日本在中国旅大地区的渔业殖民政策及海域扩张

20世纪初的40多年间,日本对旅大地区实施了侵占及殖民统治,同步将旅大地区的海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渔业领域植入日本本土的法律制度,强推各项殖民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成立渔业组织、组建科研试验机构、颁布实施渔业法令法规等。这种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渔业制度的近代化,客观上促进了旅大地区渔业生产的规范化和秩序化,但是法律政策的移植不过是为日本的殖民行为披上制度的伪装,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掠夺更多的渔业资源,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提供后援支撑。日本不仅在旅大地区,也几乎同时期在中国台湾半岛、朝鲜半岛并行推进渔业殖民政策,满足其在东亚实施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的需要。

近代日本对鸦片问题的认识及对中国台湾鸦片殖民特权的构建

继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列强向中国倾销鸦片,并以坚船利炮促使国门洞开进而催生鸦片问题后,作为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对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及鸦片本身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为免遭鸦片毒害,通过颁布禁止鸦片进口的法令规避鸦片威胁,另一方面又难掩对鸦片利润的贪婪及对扩大资本市场的追逐。日本对鸦片问题这种由“危机”到“获利”的认识转变,促使其于甲午战争后在中国台湾建立鸦片殖民特权,不仅通过聚敛大量财富巩固其殖民统治,而且成为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鸦片侵略的恶例。

半殖民体验与晚清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建构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族国家文学命题需要在半殖民体验中重审。晚清文本在殖民西方认知中,试图移植西欧范式的民族国家文学,实现反殖文本的建构。但在帝国内陆文化传统隐脉的影响下,晚清文本中的民族国家成为再次通往世界大同的途径,实则表明了西欧范式在中国本土的不适用性;因晚清文本生成于沿海都市社会,在缺少对内陆农村的主体认知前提下,晚清文人未完成“殖民西方”认知中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