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代农季与殷历历年

甲骨卜辞显示,殷代的农业季节周期与殷历历年周期是合而为一的,确切地说,这种结合是从这两个循环周期的终点开始的。因此,殷代农业季节的终点基本上就是历年的终点,而殷代一个农业季节的结束,也就标志着殷历一个历年的结束。综合时王殷历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循环周期的终点可以划定在夏历的八至九月。对于农业季节而言,这个时间意味着收获季节的开始,而对殷历历年而言,则预示着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殷代的农业季节自殷历九、十月迄十二月,相当于夏历的五至六月迄九月。其中九至十月是农作物的播种期,年终十二月(或十三月)是作物的收获期。综合殷历季节的研究表明,殷代的农业季节安排在殷代的春季,殷代冬季没有作物生长,殷商时期,农作物在全年中只收获一季。本文的研究在初步建立了殷代农事周期的同时,揭示了殷代农业季节与殷历季节、殷历历年的关系,这对于正确地认识殷代的农业、祭祀和历法是重要的。

殷代量词初探

具有丰富多彩的量词是汉语的特色之一。本文试图结合语言学与古文字学，对殷代量词进行共时与历时的综合考察。

殷代积年与各王在位年数

殷代积年与各王在位年数一直是殷史研究中的难点。史籍中有关各王在位年数之记载互有异同，而积年总数也不相同，有２５１年、２６４年、２７１年、２７３年等不同说法。殷史年代学中的难点是在对文了、帝乙、帝辛在位年数的推断上。根据周文王在位年数和殷代甲骨卜辞、金文之研究，发现此三王在位年数之和的最低值为６５年或６６年；对史籍的研究，发现三王在位之和的最高值为 ７３年或 ７４年，帝乙、帝辛在位之和为 ５２年；据“黄组”周祭卜辞研究，确定帝辛在位 ３１年或３２年（含武王伐纣之年）。据此，分别得出了文丁在位２２年、帝乙在位２０年、帝辛在位３１年或３２年，殷代积年为２７３年或２７４年（含武王代纣之年）。

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

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论证,但认识至今远远没有统一:一种意见认为殷代西周大量使用青铜农具;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殷代西周虽然有些青铜农具,但在农业生产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最近,《农业考古》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几篇持不同观点的文章,开展了坦率的同志式的讨论,这是可喜的。建国三十多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丰富,不论持哪种观点的同志,在从古文字、古文献、民族学等不同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时,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考古资料。

甲骨文中的“尹”与“工”──殷代职官考异之一

甲骨文中的“尹”与“工”──殷代职官考异之一范毓周甲骨文中屡有关于＂尹＂与＂工＂的记述，陈梦家先生曾经论定他们都是殷代史官的名称①。他的看法曾在学术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以致辗转沿袭，迄无异辞，直到最近仍为一些学术著述所称引②。其实这是颇有问题的。甲骨...

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之考古学再观察

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我在《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以下简称《观察》)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殷代和西周,确实存在着青铜农具,但绝没有大量或普遍使用,更没有取代各种非金属农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青铜农具较多的应用于农业生产劳动实践是西周以后的事情。”该文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从甲骨文字看殷代农业的发展

四天来,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我本人受到了很深的教益。前天晚上,有关同志跟我讲,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领导希望我再作一次发言,让我讲讲甲骨文的研究方法和甲骨文中所见的殷代农业的情况。没有带材料,没有准备,讲错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教。讲话的题目叫《从甲骨文字看殷代农业的发展》。我想分五节来讲:第一节。

二十世纪殷代语音研究的回顾暨展望

本文对二十世纪的殷代语音学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从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介绍了赵诚、陈振寰、管燮初、郭锡良、陈代兴、何九盈和邹晓丽等学者的研究．对新世纪殷代语音研究进行了展望。

由“史”字论殷代的“史官”并非史官

“史官”之名，自司马迁、班固开始使用，经刘知几对其从理论上进行规范，而后历代相沿。《周礼》中序官篇、宰夫篇、小史篇中“史”引郑司农注，皆谓史官掌书起草，修史记事，这代表了秦后至今的传统看法。

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范例——吴泽和《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

吴泽的学术视野相当宽广 ,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是他用力甚勤的一个领域 ,其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始终坚持开展对经济的历史考察和对历史的经济考察 ,始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抱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浓厚的学术兴趣。初版于 5 5年前的《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 ,把一场“眼光向下”、对民众的社会生活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学术革命引向更高更深的境界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吴泽的学术实践 ,正可证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殷代“西戉(越)”考

即越;西即西越。此或越非于越之在东方者(非后来东方闽浙之越)。殷代有西或西越,文献无征,但卜辞记载甚多。殷代屡征西,云方获羌,知之地望必近于羌,可见陕西之有人;以产钺兵器为名,湖北天门石家河出土有钺,薛家岗亦出土石钺;湖南里耶所出土秦简载:“越人城郭反蛮”,蛮指五溪蛮,越人于此与土族五溪蛮发生交涉,可证两湖地区之有人;征湔、戈、、徙,湔、戈、、徙均在四川,可证四川之有人;云贵高原上原就有古越人存在,永昌徼外及越郡皆有越地名之遗存,今凉山彝族自治州仍称越西县等,可证云南、贵州及更远地区有人。由上可见,殷时西遍布湖南、湖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广大地区。

开辟殷代史研究的新天地——郭沫若甲骨文与殷代史研究创造性结合述评

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说:“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的殷代史研究正是这样的。郭老逝世以后,关于他甲骨学方面的成就,述评较多,他的殷代史研究较系统较全面的述评,似乎还没有,本文作一尝试,不妥之处,请读者、专家指正。

试论甲骨文是殷代正规文字的一种变体

裘锡圭根据唐兰的意见,将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类(1)。其中的商代文字,就是武丁至帝辛时代的文字,我们称之为殷代文字,以区别于商代早期零星出现的刻画符号和少许文字。裘先生指出,殷代正规文字是毛笔书写的,金文大体上可以看作当时正体;而殷墟甲骨文因为契刻的缘故,既有字形上的简化,也有笔画上的变化,即变圆为方,变粗笔为细笔,变填实为勾勒轮廓,故可将甲骨文看作当时一种特殊的俗体字;宰丰骨等非卜辞的兽骨刻辞,其书风与金文相似。

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

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及古代史官建置时说:“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由于史料无征,刘知几略过殷代未提,虽说当时只能如此,却未始不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古代史官见于先秦载籍者,名目繁多;周代金文关于史官活动的记载也为数不少,学者运用上述材料对两周史官的建置职掌已经做了一定的研究,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然而倘要上溯史官之渊源,探索殷代史官的建置及职掌,则只有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略知梗概。从卜辞的记载来看,殷代史官的建置已较为完备,职掌分工较为明确,这些都在制度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值得深入进行探讨。

殷代“兄终弟及”平议

在殷商继统法研究中，“兄终弟及”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商汤至纣共十七世三十王（不包括大丁），王位直接传子的为十二王，兄弟相传的为十四王，叔侄相传的为四王。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直接关系到对殷代礼制、社会性质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为此，前辈学者作过很多研究，但至今未能得到圆满的结论。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三年之丧”应为殷代遗制说

“三年之丧”应为殷代遗制说杨朝明＂三年之丧＂究竟为何时之制，或者说它是否殷代旧制，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以前，一般认为＂三年之丧＂是三代古制，现在持这种看法者也不乏其人。自清初学者毛奇龄提出三年之丧为殷制而非周制①以来，又有傅斯年、胡适力主三年丧制...

楚为殷代男服说

楚国史迹历来是先秦史家们所关注的一个课题,尤其是它早期即西周以前的历史,已越来越为专家学者所重视。但是,关于本文提出的主题,迄今为止,史学界还没有专文论述;即使有所涉及,亦语焉未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年湮代远,文献不足征。而考古发掘所得资料,至今仍嫌贫乏,不足以充分印证现有文献资料。不过,在目前条件下,只要尽可能广泛而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细致研究,某些初步结论的得出,就并不是不可能的。

殷代的四方崇拜及相关问题

殷代的四方崇拜及相关问题肖春林殷代已有明确的四方观念，《合集》３６７９５＂已已卜，贞“［今］岁商受［年］。王曰：言。／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五期）即可为证。从殷墟甲骨刻辞所反映的来看，四方除上例等被用作方位地理名称外，尚较...

安阳殷代王室墓地

本文简单介绍一下1934—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殷代王室墓地的情况。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王室大墓,第二部分是同一墓地中的小墓。 王室大墓 中国古籍及中央研究院连续进行的15次考古发掘已证实,河南安阳小屯村是殷代后期(公元前1400—1122年)的都城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