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周玉器管窥“殷周之变”——以象生玉器、人形玉器为文化读本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制度方面的"殷周之变",文章由此在物质文化的视阈里,以商周时期出土的象生玉器、人形玉器为分析对象,把玉器作为文化读本,解读玉器背后的文化观念差异,以此管窥王国维所言的"殷周之变"。文章通过对殷商到西周时期象生玉器、人形玉器的种类、造型、纹饰的消长与变化,分析在玉器上体现出来的天道远人道迩的"殷周之变",认为殷周时期恰是神本主义的"巫玉时代"向人本主义的"王玉时代"过渡的关键节点。

宗教与人文的双重变奏--殷周之际道德气质转型刍议

殷周之际中国社会的道德气质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殷代,祭祀占卜是获知天意的唯一渠道,只见"神灵"之德,而不见"人"之德。到了周代,统治者尤为强调"帝命不时""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天命后于人德""克明慎德",天命不常在周初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周人对殷商天命观进行了颠覆性变革,将原来尊顺神灵旨意的单向度的神灵庇佑,转换为天人关系视域下的天人互动。但殷周人文转向并不等于宗教性的完全消失,其所谓"连续"也不完全等同于"因袭",而是呈现出宗教与人文的双重变奏。

从西周德论系统看殷周之变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概念,厘清西周德论系统及其形成则是解决殷周之变中神道和人道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钥匙。“德”的本义是“得”,在西周时期特指得自天的“命”,由此引申出七个义项。其中,以人伦之德为主干的外在之德和以人性之德为主干的内在之德直接源自作为至上神的天,它们通过心的作用落实为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据此,殷周之际确实存在新旧文化的更替,但这种更替既不像孔子说的那么和缓,亦非王国维说的那么剧烈,而是新旧文化之间既有明显的延续,又有重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主要表现为神道与人道的合流,由此拉开了人类轴心时代的序幕。

论殷周文化的演变模式

通过对考古文物、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等不同材料的考察可以证明文化层面的殷周之变是一个自发的、连续的渐变过程,殷周两代的文化之间并未发生断裂。上古的信仰体系与早期国家的王权政治是殷周文化体系演变之中的长时段结构性因素,其影响是长期持续存在的,后人所理解的殷周之变就是对以上两个长时段结构的突破与超越。但我们在具体研究殷周历史发展时,不能因预先带入了这种超越与突破的视角便忽视了原有结构的持续影响。周人缺乏整体革新殷商文化的自觉意识,其文化创造都是自发产生的,这也导致殷周文化体系的变迁过程以连续性为主,经过较长时间文化创新的积累才凸显出较明显的改变,这种有着温和与包容特质的文化演进模式,对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论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历史演进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其重要表现为中华民族是善于自我变革的民族,中华民族具有革故鼎新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三次伟大变革:第一为殷周之变,第二次为周秦之变,第三次为近现代之变。殷周之变是古老中原文化与关中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它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乐制度和文明基础。周秦之变则使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明格局有了坚固的制度保障,在周秦之变中,儒墨道法各家各派产生了丰富的变革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人追求创新的宝贵精神财富。近现代之变则使中华民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须知近现代之变并非一味的西化或反传统,它倒毋宁是对传统的去芜存菁、刷垢磨光,使中华传统文化能够适应现代条件。

礼俗互动传统中的徐复观农本政治观

徐复观以"忧患意识"为核心所提出的道德政治,是中国礼治政治传统的当代样态。道德政治的关键是宗法价值秩序经人格价值秩序而上升为政治秩序,"工夫"论是此升华过程的内在机制,这导致了道德政治中民众缺席。在周代政治实践中,因殷周之变而发生了两个群体的文化适变,产生了以"礼俗互动"为机制的礼治政治。同样是对殷周之变的当代阐释,徐复观道德政治的提出是建立于其中一个群体文化适变的脉络之中,忽视了乡民群体本身因崇敬化传统而与知识精英相联合的路向,这是造成其道德政治架构局限的原因所在。在徐复观的思想发展中,其前期提出了"农本政治",但随着自我身份认同日益偏向于知识精英而又逐渐偏离"农本政治"。对徐复观"农本政治"的考察,重新设定了徐复观思想研究的起点,可对其所提出的"一人专政""知识分子政治"等命题做多元理解。台湾自耕农政治的发生过程,是对徐复观"农本政治"观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