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传统维新之路——由殷周之变说开去

中国历史当中,社会的急剧变革,莫过于殷周之际的变革和近代中国的变革,而殷周之际的变革,主要是一种"器惟求新"与"人惟求旧"的维新道路,这种维新道路,无法产生对技术的关注,而只是强调对人类社会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但是西方的发展道路,则是起源于对技术的重视,同时伴随着对于世界统一化理解方式的削弱,西方碎片化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子式的"劳动者个人的要求,使得近代中国的变革无法在"器惟求新"的运动中,保持"人惟求旧",这样一来,社会批判思潮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当中必须吸纳的思潮,在中国近代化过程当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批判思潮,从而近代中国必然走向马克思主义。

中国早期罪观念的产生、特征及其影响

殷商刑罚是否是法律意义上的刑罚缺乏明确证据,其应当被谨慎地认为是一种以占卜为前提,通过毁损身体标识身份的特定做法。但这对后世刑罚制度及其理念有深远影响,包括肉刑的执行方式及其与身份的密切关系等,通过以刑识罪的方式可见殷商罪观念可能与身份秩序关系密切。透过分析基本确定为西周文献中与罪字直接相关的记载发现,西周罪观念较殷商发达,罪涉及对君、臣、民三者的规范要求,且罪与刑开始分离。当时的罪主要是对身份秩序的违反,后果是刑罚,所施加的刑罚是新身份的标识。整体上,殷周罪观念关系密切,而且两者的罪观念都未摆脱原始宗教的影响,渗透了鬼神色彩。早期罪观念塑造了传统法理念的双重性,包括规范君主的高级法和规范臣民的制定法等。这种双重性催生了普遍守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到今天仍值得重视。

殷周变革与西周乐政体系的确立

周公之'制礼作乐',既构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又奠定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传统。不过,以往研究多关注周公之'制礼',而忽略其'作乐'。周公之'作乐',以殷商的音乐文化为参考对象,故在制度上,虽对殷商的乐制有所继承和损益,但在精神品格方面,却扭转了殷商音乐文化的宗教意义,强化了其与政治、伦理之关系,从而建构了一套系统的乐政体系。

中国文化发展史分期问题新探

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分期问题,不仅仅是外在具体历史时段的划分,更意味着对文化特质及其变迁内在规律的认识。学者们由于不同的文化观、不同的考察视角,其历史时段的划分也相去甚远。根据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我们中国文化概论精品课程的教学设计,是以内在文化精神的蜕变为枢纽,把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划分为萌发时期、轴心时期、帝国时期、转型时期四大历史时段。这也显示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与一般中国历史课程的基本区别。

殷周青铜之变与金文意义之诞生

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干殷周之际。”[1]在他看来,“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王国维在此提出了殷周变革的“表”与“里”问题。

出土日名青铜器所见周初殷遗政策

西周初期,使用日名青铜器的主体为殷遗民,通过整理归纳所有具备地理信息的晚商至西周的日名青铜器,可知西周中后期日名青铜器的消亡原因难以直接归结为周人的文化抵制,其根本在于周初“分封迁殷,离散强宗”的殷遗政策。

论基于“天命”与“文德”中国古代国家合法性构建

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最接近其对应物的当属中国古老的天命观念。在殷周交替的大变革之后,原本诞生于宗教神权的“天命”观念开始与“德”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从此“文德”成为获得天命的重要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