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繫年》所涉周初處置殷遺史事疏證

清華簡《繫年》第三、四章簡文提供了討論周初處置殷遺史事的新材料。但簡文叙述主題并非在處置殷遺事上,故有必要結合金文資料與傳世文獻對《繫年》所涉上述史事進行疏證。周人翦商後對殷遺的處理階段可分爲武王時期與成王和周公時期兩個階段。傳統認爲周公和成王采取的對待殷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肇基於武王時期。周公和成王的措施帶有相當强的次序性和針對性,根據具體情勢對不同的殷遺宗族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處置殷遺的過程中,侯的遷封成爲西周封建制度的一大創獲。

彭州竹瓦街出土青铜觯考源

四川彭州竹瓦街曾于1959、1980年两次发现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窖藏,计出青铜器40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己觯为殷人铜器。殷人铜器在成都平原出土,学者以为是蜀人随武王伐纣获得的战利品。其实,也可能是周公东征之后,大规模分割迁徙殷遗民,某个擅长制造青铜器的殷遗家族,不愿接受周人的统治,便不惜翻越崇山峻岭,远为迁徙,最后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到了这里,对所归附的蜀地贵族不仅赠送了原属自己的青铜觯、尊,还帮助仿造了一批既有蜀地特色又与中原铜器相似的青铜容器和兵器。这或许就是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杂有殷人铜器的由来。

试论殷遗系铜器群

一问题的提出自北宋以来,“商器”的概念基本等同于商代铜器。《殷文存》序言即谓:“殷人文字,自宋以来,世惟于彝器中见之。……若夫彝器,则出土之地往往无考,昔人著录号为商器者,亦非尽有根据,惟商人以日为名,通乎上下,此编集录即以是为埻的。而象形文字之古者,亦皆入之,虽象形之字或上及夏氏,日名之制亦下施于周初,要之不离殷器者近是。”[1]容庚也指出:“吾人所据以定为商器者,一为图形文字,一为以日为名。然二者皆下及周代,故颇难[王高]定。”[2]彼时学者侧重于商周铜器断代研究,尚未从商周两系的研究视角对商系铜器展开深入考察。

周初的殷代遗民

探讨文献和古文字材料中所见的殷代遗民的身份 ,可以看出西周初年被周人迁往洛邑的所谓“殷遗”、“殷顽民”等 ,其实都是殷代的贵族 。

近出昔鷄簋铭文考释

陕西省岐山县京当镇贺家村北M11号西周墓地出土昔鷄簋2件,铭文略似。铭文涉及王姒及韩侯始封、《大雅·韩奕》等相关内容。通过对铭文进行疏通考证,认为:第一,此器不当作于西周中期前段,而当于康王时期;第二,器主身份为从属王室之等级较高之殷遗,铭文所见之王姒即成王王后;第三,此器所言韩侯,与《诗经·大雅·韩奕》时代相去较远,所指当非一事。此韩之地望,或如前贤所言在北燕附近。

商周“作冊”析辨——兼论周人对殷商遗留职官文化的改造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孙家城H29陶器群及相关问题

孙家城H29陶器群呈现出商文化与本地文化相融合的特征,属于西周早期殷遗文化居址遗存。孙家城H29与毛家咀居址陶器群反映出东南地区西周早期殷遗文化居址陶器群不同于商人旧畿的地方特色。

《論語·泰伯》“予有亂臣十人”考——兼解《尚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並談周人對殷民的稱呼

本文從檢討歷來學者對於《論語·泰伯》"予有亂臣十人"的注釋入手,對這段文字及《尚書》中與之相關的幾處文獻,提出新的解釋:首先,結合《左傳》中與之相對應的辭例,同意最早由陸德明提出的"臣"字當係羨衍的看法,原文當作"亂十人",正與"臣五人"相對;"亂"與"隸"、"類"、"鬲"等字音義皆通,是站在征服者角度,對殷遺民的一種略帶貶義的稱呼;《尚書》中還有"民獻"的説法,"獻"當通假爲"■",又可以寫作"櫱"、"■"、"■"等,則是從植物復生的角度,來比況滅商之後的殷民。

从一个炊事员到工作有成就的统计员

牟乃泾同志是杭州市油脂公司的统计员,一九五四年被评为基层先进工作者.他原来是在杭州市油脂公司做炊事员和勤务员的,由于工作积极负责,被提升为油工、过磅员;一九五三年五月公司领导上又调他做统计工作,当时听人说做统计工作需要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可是他只念过初小,连打算盘都不大会,思想上负担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