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

殿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校刊负责人曹文埴《奏折》有详确记录。浙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学政阮元有《跋》为证。浙本的底本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四库馆写本,殿本的底本是乾隆六十年的纪昀修订“完竣”稿本。可见,学界流行的“浙本翻刻殿本”论毫无根据,浙本与殿本一先一后,互有短长。确认殿本刊竣年月,认请浙本早于殿本,可以为《总目》的校勘、探讨《总目》撰著修改全过程以及厘清《总目》传播史上的版本源流提供重要参照。

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与库本提要之比较

将文渊阁库本经部提要与殿本《四库全书总目》详细比勘,又取文溯阁前八卷提要与殿本《总目》比勘,发现殿本《总目》与库本提要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体例、对象、著录及内容等方面。《总目》在库本提要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修辞加工,但《总目》与库本提要分类体系一致,内容大同小异,思想大体相符。

《四库全书总目》殿本与浙本之比较

《四库全书总目》浙本与殿本的优劣问题是四库学的一大公案 ,文章仔细审查了中华书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校记的每一条材料 ,从三个方面考察了《总目》殿本与浙本之间的总体差异 ,并用完全归纳法证明 :殿本优于浙本。

论殿本《周礼注疏》的校勘——《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读后

武英殿本《周礼注疏》的校勘有以下几个特点:(1)沿袭闽、监本的优长;(2)间接据宋刻旧本校勘;(3)改字与《考证》多有可称道之处。殿本校勘的失误在于:一是沿监本而误;二是对毛本的忽视。《考证》是非常重要的校勘成果,校勘记长编对经书版本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武英殿本《禮記注》平議

武英殿本《禮記注》二十卷翻刻自岳本,岳本據廖本校刻,廖本與余仁仲本有關。殿本注每卷後附有"考證"~①,記録異文,校正訛誤。岳本(廖本)《玉藻》等四篇後附有"興國于氏改正本"經文,揭示了已經失傳的于氏本《禮記注》特徵。岳本(廖本)對釋文進行大量删改,增加文公注音,爲研究宋代以來語音的發展變化提供了重要資料。將殿本注《雜記》篇與撫州本、余仁仲本、紹熙本、八行本、元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注疏、阮刻本等版本比勘,結果是八行本、殿本注質量最好,余仁仲本、阮刻本次之,紹熙本、元十行本最差,也説明岳本(廖本)、殿本注是校勘精良的善本。

万斯同本与殿本《明史·列女传》之比较

殿本《明史》是承袭自万本《明史》修订成的《明史》最终定稿,两本《明史·列女传》皆采用时间顺序,将同一家族、同一地域参酌排列,但对万本取材不当之处,殿本作了一定的修正。万本取材多来自江南地区,殿本扩展了取材范围,试图囊括全国。比较二本《列女传》的差异,便于我们认识明代女性的道德价值观念。

嘉庆殿本大清会典图——稀见的古籍装帧及版刻形式

清代宫廷书籍装帧艺术,素以庄重、高雅和华丽著称,在中国古籍装帧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清宫遗留下来的实物观察,其书籍装帧往往不惜工本,用料考究,匠心独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这些装帧形式的变化,除了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平、人们的审美观念外,也同阅读、保护、流传等实用功能密切相关。 中国古籍的装帧形式,先后有简策、帛书卷子装、纸书卷子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及金镶玉装等。清代宫廷印刷技术和书籍装帧水平,基本代表了有清一代的最高成就。其中印刷工艺虽无太大的创新,但制版、印版。

馆藏殿本佛学书籍三种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历经千馀年的流传,至清代,其学说已被社会各阶层的众多人士所接受、信仰。统治者亦重视佛学,利用佛教来为巩固其统治服务。特别是清世宗胤禛,更为推崇佛学,并编纂刊行《御选语录》、《御制序文》等佛学典籍。据陶湘《清代殿本书目》著录,雍正一朝刊刻佛学书籍就多达四十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藏善本佛学书籍百馀种,其中殿刊本十馀种,大多数又为雍正朝刻本。为便於读者瞭解雍正佛学思想及武英殿刊刻佛学典籍的概况,特选出其中几种介绍於下: 《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语录》清雍正五年内府刊刻本。清·释性音撰,实力、实慧编。性音,字迦陵,号吹余。清康熙十年(1671年)生,俗姓李,二十四岁出家为僧,後在杭州理安寺见知於超格禅师,从之学禅。康熙四十六年,超格任京都柏林寺方丈时,召性音来京都任柏林寺首座。

殿本《水经注》新排本标点辨误举隅

殿本《水经注》新排本标点辨误举隅杨武泉１９９４年冬，因查资料，偶然翻阅陈桥驿先生点校的殿本《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发觉标点有误，于是通读全本，果见失误不少。现只举十来条病例，予以辨析，供读者参考。（一）（袁）绍将义破（公孙）瓒于界...

武英殿本三国志刊误自序

武英殿本三国志刊误自序赵幼文遗稿《三国志》流行於今世者，以武英殿本为最。馆臣校雠，随有所考证，然不能无差迕①。暨嘉庆四年，以版多漫漶，爰命修补，浅夫臆改，而讹夺以是益滋多矣。考刘宋元嘉之世，裴氏作注，已见异本②。历宋讫今，传写覆刊，瑕瑜互见。至其牵牵...

清宫武英殿修书处书籍通行机制研究

清宫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中,供宫廷陈设、皇室传用或各衙门行取、赏赐高阶官员、作为标准本颁发各地翻刻的为正项书籍,纳入进奉皇帝的黄册、供衙门保管的蓝册管理。在行政系统内部售卖以及通过崇文门监督向社会发售书籍,只是武英殿修书处的附带职能。武英殿修书处售卖的书籍称为通行书籍,管理该项职能的机构为通行书籍处,通行书籍的来源有利用已有书板刷印、清理库存、聚珍版排印。通行书账目不纳入黄蓝册管理,正项书籍与通行书的库存、账簿均自成体系。通行书籍的结款方式多次变迁:首先是先发书后回款,后改为交纳书款再发书,最后又回转到先发书后结款。

南禅寺大殿尺度规律研究

对以材份制度为代表的中国中古时期木构建筑模数制研究,提出了以足材而不以份为模数单位进行探索的思路。基于前期尺度规律研究案例的经验,对南禅寺大殿给出了基于足材模数单位的尺度规律解释,与现有整数尺模数或份数模数的解释形成竞争性观点。强调栱长指标在尺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充分发挥其研究潜力,将建筑开间、椽架、出跳、转角构造、立面比例等问题通过栱长尺度进行会通阐释。南禅寺大殿作为年代最早的木构建筑,其尺度规律研究有重要的史学标尺意义。

养心殿西暖阁花洋布染料成分研究报告

201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对养心殿进行全面修缮,其间发现养心殿西暖阁一层佛堂墙壁表面处,裱糊了一种特殊的花洋布织物。文章选用佛堂长春书屋北侧墙壁花洋布样本,采用体视显微镜(Anyty)、偏光显微镜(ZL500LPT)、色差计(JZ-300)、高效液相色谱仪(Shimadzu LC-20AD)、质谱仪(Thermo LTQ XL)等仪器设备,对织物的形貌、材质进行了分析,对其工艺、质料有了初步认识。

金上京凉殿“五云楼”考证及复原研究

通过考古信息和历史记载考证2015年发掘的金上京皇城西侧1号台基遗址功能属性,指出该遗址并非考古报告中提及的重要礼制建筑,应为结合了宫苑宴会、萨满祭祀等多种功能的苑囿景观建筑,可能是《金史》提及的凉殿“五云楼”。在依据考古信息初步复原该遗址后,进一步借助历史文献、宋代界画、遗址形态等多种历史图景信息的综合比对,提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建筑复原方案。

宋代以来高等级建筑殿阶基制度及称谓的演变

从宋代与后世建筑殿阶基形制的差异出发,通过建筑实物、遗址、文献、绘画等资料的相互对照,试图为宋代至清代的宫殿正殿等高等级建筑基台的发展演变理出合理可信的脉络,并对各个时代殿阶基的称谓进行考证与辨析。指出南宋—辽金时期是殿阶基由“三墀”制度向“凸”字形台基转变的过渡阶段,多层殿阶基的功能性在这一时期减弱而象征意义增强,“丹墀”“丹陛”“露台”“月台”等殿阶基相关名词之所指也处于复杂的变化中。

殿阁嵯峨,图写峥嵘——元王振鹏《大明宫图》初探

界画是以建筑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在元代发展至巅峰。《大明宫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是元代王振鹏名下一幅描绘宫廷建筑壮观景象的界画。此画通过长卷构图、移动视点与丰富的细节,展现了元代都城宫殿苑囿的整体风貌。本文拟结合文献,就图中界画建筑与景观部分呈现的建筑原型、空间表达与审美特色进行探讨。

武当山遇真宫新发现的龙虎殿明代早期彩画考证及原状研究

建筑彩画为保护木构而设,常因损坏不断更新。因此,年代越久越难以留下。明代官式彩画在中国彩画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现存数量稀少。本文通过考察湖北武当遇真宫,在现场勘测的基础上,采取类型学方法研究,认为遇真宫龙虎殿彩画无论是大线构图、纹饰造型还是设色方式都具有明代早期特征,属于新发现的明代早期官式旋子彩画实例。同时通过与相似案例比对,辨认其纹饰造型,考证并探究其原貌特征,以这一新发现的珍贵案例,丰富现有明代官式彩画的研究。

元大都大明殿外檐斗复原研究

元代时北京老城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其宫城位于大都城之中,是现今中轴线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元大都复原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学者们大多以都城布局考证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宫殿建筑本体复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大明殿是元大都宫殿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其斗栱形制与构件细部变化体现着元代建筑的时代特征。尽管大明殿已经毁于明初,文献档案中的记载也并不详细,但是通过大明殿外檐斗栱的复原工作,依旧可以再现元代宫殿建筑斗栱形制,让人们更加了解元代建筑。

太原纯阳宫吕祖殿营造特征分析

不同时代建筑特点的形成,因着技术水平、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影响而发生变化,地域建筑则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影响权重不同的产物。太原纯阳宫吕祖殿在明朝制度约束、材源及地域建筑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其抹角梁与虚柱结合使用的构造做法,下缓上陡的举架、简化的斗拱、极具装饰性的脊部构造与明太原府城内建筑非常类似,是一座地域特色鲜明的明代建筑。

紫禁城钦安殿五龙捧圣旗杆考

明清时期,紫禁城中有很多室外陈设,如瑞兽、日晷、嘉量等,它们往往用于妆点皇宫,塑造气氛。一些陈设时至今日仍立于故宫博物院接受人们的参观,但也有不少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知,如竖立在地面上的长杆。长杆的种类、用途不一,一些宗教建筑前会竖立旗杆,如与萨满祭祀相关的建筑前会设立索伦杆,年节时期重要宫殿前会立天灯与万寿灯杆,还有很多试风旗杆。本文以紫禁城钦安殿前五龙捧圣旗杆为研究对象,梳理其样式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