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带御器械考

带御器械在设置之初名为御带,是宋代所特有的官职。按照南宋高宗"祖宗置此官,所以卫不虞也"的说法,带御器械在设置之初,其基本职能是作为皇帝的贴身侍卫。被授予带御器械者大多为皇帝身边且品级不是很高的亲信武将或宦官,但是随着时间发展带御器械由宿卫于禁廷职能,逐渐变成了表示荣誉和恩宠的加衔,并且被授予带御器械的武臣,其本官阶也由最初的三班使臣逐渐变成包括正任节镇官在内的中高级武将。可见,终宋一代带御器械表示"优崇之衔"的意味较为浓厚。

西夏军队的兵种兵员初探

公元十一、二世纪,西夏军队先后与宋、辽、金军队抗衡,多次挫败上述三支强大的军队。十三世纪初,它虽然处于衰败阶段并为成吉思汗所灭,但是,当时横扫欧、亚的蒙古军却是在五次发动战争、付出不少代价之后,才达到目的的。究其原因,除了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对西夏有利外,西夏军队主观上的长处也是很重要的。本文拟讨论兵种、兵员两个问题,说明它有严密、合理的组织和较为庞大的兵力,又能发挥其作用,是以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杨延朗之子是杨宗保

杨延朗之子是杨宗保冯湘历史上对“杨家将”的第四代（以杨业为第二代）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元朝丞相阿鲁图主持编纂的《宋史·杨业传》称：“延昭（延朗）有三于”，但仅列“子文广”一人；另一种说法，元代徐大焯《尽余录》称，延昭（延朗）子名宗保，明王...

辽代《耿公妻张氏墓志》考释

1994年出土的《耿公妻张氏墓志》首次著录于《辽代石刻文编》,所录仅是前半段志文,且存在不少讹误。今将墓志志文补全,更正原录文中存在的讹误,并对志文做考释。墓主人张氏为清河郡人,属于辽朝早期的清河张氏。其夫耿公出身自上谷耿氏,为耿崇美家族成员。二人育有一子,其子所任右番殿直,为辽朝供奉官系统的组成部分。

杨延朗之子是杨文广吗?

历史上对“杨家将”的第三代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元代宰相托克托主持编纂的《宋史·杨业传》称“延昭(延朗)有三子”,但仅列“子文广”一人;另一种说法,元代徐大焯《尽余录》称延昭(延朗)子名宗保,明王世祯《宛委余编》所云亦同。那么,“杨家将”的第三代究竟是杨文广还是杨宗保?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并未引起人们的认真看待。因为《宋史》是正史。

唐元和詩人邢允中辨誤

職官制度對古籍整理與研究意義重大,《剡川詩鈔》直至《全唐詩續拾》相繼製造的"唐元和詩人邢允中",即因未及究細北宋武階官左班殿直,而將北宋邢允中誤作唐人。歷代學者未能詳繹虞世美《護國院記》碑形成的三個不同歷史時間(這通刻立於南宋嘉定十一年的紀念碑,保存了一篇唐代佚文《護國院記》),從而導致這一錯誤知識的産生、流傳。

“陶明渊始家宜丰”甄辨

东晋诗人陶渊明,正史明载“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然自宋以来,屡有谓居处江西宜丰县城东二十里的秀溪陶氏,乃渊明幼子佟之嗣,进而溯及渊明“始家宜丰”,故近现代竟有学者呼吁改渊明之籍隶宜丰。对此,笔者匪敢苟同,谨以浅陋之识,聊匡世说之谬。

杨五郎并未出家五台山

文化革命以前,在五台山楼观谷的左侧,有座蜚声中外的寺庙,名叫太平兴国寺。太平兴国寺原为宋沙门睿谏结庐之处。后因睿谏得到北朝宁王与夫人及北汉主刘继元的资助而募工修建,以寺侧有泉名曰鹿泉,故名鹿泉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五日,“宋太宗讨平晋地,师乃躬诣行宫(即太原平晋寺——引者)请见,上问台山兴建之由,师奏对称旨,又蒙恩赐甚厚,寻赐额太平兴国之寺”(《广清凉传·释睿谏》卷下)。太平兴国寺内有正殿三间,内供“

智擒群盗

内殿崇班(禁军中的军官)桑怿,开始任右班殿直(职位比内殿崇班低),兼任永安县巡检.宋仁宗明道末年,京西路(治所在今洛阳市)不仅遭受干旱、蝗虫二灾,且有二十三名凶恶之贼骚扰称霸,横行乡里.

杨文广·筚篥堡·柳州城

杨文广是宋代著名的军事将领,为＂杨家将＂中最具传奇者之一,在民间家喻户晓,影响很大。其一生南伐侬智高,西征西夏,北御契丹,足迹所至,达于宋帝国三边。《宋史》：＂杨文广,字仲容。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

花间歌啸,剑气难消——由《六州歌头》品味贺铸柔肠之外的侠气豪情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又名贺三愁,自号庆湖遗老。他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孝惠皇后族孙,年少读书,博学强记。任侠喜武,不附权贵,喜欢谈论天下大事。17岁时离家（辉县）赴汴京,曾任右班殿直,监军器库门,出监临城县酒税。元丰元年（1078）改官滏阳都作院。五年赴徐州领宝丰监钱官。由于所任皆冷职闲差,抑郁不得志,自称＂四年冷笑老东徐＂。元祐三年（1088）赴和州任管界巡检,此虽武职,但位低事烦,不遂其愿。晚年退居苏州,杜门校书。宣和七年（1125）卒于常州僧舍。贺铸能诗文,尤擅长填词。其词内容、风格较为丰富多样,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融化前人成句。用韵特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部分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近似秦观、晏几道。他的性格本近于侠,以雄爽刚烈见称于士大夫之林。其爱国忧时之作,风格也大不同于从《花间》到北宋末的柔婉之调,显得豪放劲朗,慷慨悲壮,又近苏轼。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等对其词均有续作,足见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