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会昌毁佛”探究

会昌毁佛是中国古代毁佛最激烈的一次,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会昌毁佛的原因、经过等方面对会昌毁佛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了会昌毁佛既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同时也有局限,破坏了社会的安定。

唐武宗会昌毁佛与晚唐文学的“新变”

武宗会昌毁佛以后,寺院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原本作为文人读书习业重要场所的寺院遭到毁废,其济困习业功能不断弱化;"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得到空前发展,作为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兴盛深刻影响到文学创作;同时,佛教发展遇挫后,为了吸引信徒、追求布施,佛事活动出现了俗化的倾向,与之相关的俗讲、变文也增加了大量世俗的内容,晚唐文学新出现的诸多变化影响到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雅俗文学的交流与互动也对晚唐士风和文风的改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武宗会昌毁佛的文学记忆——兼论晚唐文人集体失声的原因

唐武宗会昌毁佛是晚唐政治史和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无论是毁佛运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还是旁观者和受害者,他们都很少在文学作品中反映毁佛事件,其原因值得深究。众多文人虽然亲近佛教,但在理智上能认识到佛教发展过于迅速带来的危害;经过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以后,会昌时期的文人普遍存在着全身远祸的思想;况且毁佛并没有给文人们带来直接的冲击,因此他们置身事外,对此事件普遍采取了缄口不语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唐武宗“会昌毁佛”研究综述

唐武宗“会昌毁佛”是中国古代“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中规模最大、对佛教发展打击最重、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学者对“会昌毁佛”的历史进程、武宗毁佛的原因以及毁佛运动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通过梳理这些成果可以发现,围绕毁佛事件本身的史学研究已经较为充分,而与晚唐文学发展相关联的研究相对欠缺。

会昌毁佛原因之再认识

本文认为唐会昌年间之毁佛行为的原因不应仅着眼于经济方面，应更多地重视当时统治者（唐武宗及宰相李裕德）的崇道抑佛思想及其强烈的个性。

华夷之辨与会昌毁佛关系检论

会昌毁佛是中国佛教史研究和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规模与影响都超越唐各位君王对佛教势力的抑制。对于其导因及影响,学界更是聚讼纷纭。综合目前学界对会昌毁佛的五种观点,通过新旧《唐书》《唐会要》《入唐求法巡礼记》、唐人文集等史料,分析高祖至文宗朝管制佛教势力的动机。从"华夷"观念的角度,考察"华夷之辨"与武宗毁佛这一历史事件的关联,并对毁佛之因重新进行检讨。

浅析唐武宗毁佛的经济动因

本文联系唐朝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了唐武宗毁佛的经济原因,通过一些史料说明了修建佛寺如何劳民伤财,及其寺院经济过分膨胀怎样影响唐政府财税收入,还阐述了对铜制货币的需求和捣毁佛像的联系。从国家经济和财政需求角度说明唐武宗毁佛的原因,得出佛教只是皇权的附庸的结论。

“三武一宗”毁佛的历史考察

“三武一宗”毁佛的历史考察求士，明德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始盛于动乱的十六国时期。其渐兴，与所谓的胡汉之争，华夷之辨有直接的牵连。道教被认为是汉族的宗教。佛教则是外来品，被认为是“胡神”，非汉族的皇帝往往通过佛教来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的根据。后赵石勒、...

魏校岭南毁佛述略

魏校在明嘉靖初为按察司副使督学广东,在粤年余大毁"淫祠",尤恶佛氏,故拆毁未获官方认可的佛教庙宇,改作社学和书院,强令无度牒的僧尼还俗,没收变卖寺庙田产,列佛经为禁书,削弱了岭南佛教道场基础、信众基础、经济基础和经论传播基础,尤其是砸毁六祖惠能祖传衣钵,阻滞了岭南佛教的发展。

会昌毁佛前后唐代地方州府佛教官寺的分布与变迁

唐武宗会昌毁佛前夕,唐代多数地方州府呈现龙兴寺和开元寺并存的局面,少数州府为大云寺、龙兴寺和开元寺同时并存,只有沙州、柳州等个别州府呈现高宗官寺、大云寺、龙兴寺和开元寺(唐代先后设立的四所佛教官寺)同时并存的分布态势。在唐武宗拆寺毁佛的过程中,武宗最终敕许诸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战略要地同、华、商、汝四州合计50州府各保留寺院一所,这些准敕保留的50所寺院应即各州之开元官寺。在宣宗恢复佛教的过程中,上述50州府之外的多数地方州府的开元官寺均得以及时恢复重建,并迅速成为各州佛教复兴开始的标志。这些保留未毁和迅速得到重建的开元官寺,实际上构成了唐代全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

论中国货币史上的毁佛钱

在中国古代,毁佛钱的种类虽然不多,但是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中国货币史上共有七种毁佛钱,本文通过梳理这七种毁佛钱,对毁佛钱产生的原因、相关问题及影响进行探讨。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的发展,毁佛钱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会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并接受。此外,毁佛钱对于研究佛教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民间佛教信仰等方面有推动作用。

两丝视域下的犍陀罗艺术衰落探析——以摩醯逻矩罗毁佛为中心

史载5世纪嚈哒王朝的统治者摩醯逻矩罗曾屠杀过佛教僧团、摧毁佛教遗迹。这一事件在佛教美术史学者和中亚史学者之间产生争议。经过分析发现,摩醯逻矩罗毁佛是犍陀罗艺术受到重创的代表性事件,反映出印度教与佛教的冲突关系,致使天竺和西域僧人的活动空间转移到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也间接促使南北朝对佛教的接纳和希求由陆上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

不爱己身而爱民——周世宗毁佛铸周元通宝

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地毁佛灭佛的帝王有4人,即"三武(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一宗",便是后周世宗柴荣(公元921年-959年)(图1)。这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乱世明君,凭着一身无所畏惧的浩然正气,对外积极开拓疆土,对内大刀阔斧改革图强,发展经济,毁佛铸钱"周元通宝",为北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述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论唐代反佛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隋唐时代达于鼎盛。但它毕竟是舶来品。佛教教义和僧徒日常生活习惯,与已有上千年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大不相同,有的甚至背道而驰。经过唐以前漫长的适应发展过程,佛教虽然逐渐获得了相当多的信徒,然而这个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日本佛教题材文学的演变及当代转型

始于明治元年的"废佛毁释"运动彻底改变了日本佛教的命运,由此产生的新文化语境与思想生态对日本佛教题材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纵观近代以来约150年间的日本佛教题材文学,其中的佛教思想接受模式呈现了从信仰、怀疑、理性主义到多元宗教观的变迁,实践了与佛教地位转型相呼应的文学创作转型。而多元信仰的必然结果是人们无暇顾及自我磨砺,急功近利的宗教心理使得"他力思想"和"恶人正机"等方便法门取代了注重修行的正统佛教思想。新生代僧侣作家的登场则将传统僧侣文学和现代文学融于一体,既让人们了解到神秘的僧界,亦使佛教更多地介入了现代世俗生活,他们作品中呈现的多元宗教观亦符合当下日本民众的多元信仰形态。

简论会昌时期的宦官

唐武宗会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振兴”局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宦官曾给予积极合作。以会昌毁佛为例，有了他们的合作，毁佛就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行，并取得了相当成就。而当宦官反对毁佛政策后，会昌毁佛也就走到了末路。因此，在评价宦官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必须结合具体史实，进行具体的分析。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所属各宗教团体就美吳集团殘殺順化市佛教徒发表联合声明

不久前的夏历四月十五日,卽阳历五月七日,美吳集团下令禁止順化市佛教徒組織释迦牟尼誕辰紀念仪式。它們出动警察撕毁佛旗,逮捕并监禁释智光和尚、上百名僧尼和教徒,出动裝有37毫米口径鋼炮的坦克追击佛教徒达两小时,打死和打伤多人。美吳集团血腥殘杀有两千五百六十多年历史的宗教的信徒和践踏存在已久的信仰自由权利的行动,不仅是对佛教信徒。

圆仁闻见的会昌法难

文章从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入手,广泛引证古文献的有关史料,就会昌法难的经过、规模以及君臣对毁佛的态度诸问题作了探讨。

蔺道人与《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略考

从《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序言透露的历史及蔺氏轶事,查阅相关时期历史文献,并对宜春当地历史、人文、地理及宗教初步考察研究,分析序言中涉及人物,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发生的历史事件,并简略分析《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中部分用药特色。序言中所说的蔺道人确有其人,他是一位僧人,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六年(约公元790年),约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约公元859年),掌握着丰富的医药知识,有着较为渊博的骨伤科的理论知识和治疗技术,于会昌法难时从长安来到宜春,在宜春温汤仙巩境内至少生活了12年,并传此书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