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与毁学民变

自戊戌维新以来,清政府推行庙产兴学运动。虽然此举对提高民智、移风易俗大有裨益,但由于庙宇是农村民众的生活重心,庙产兴学破坏了农民的传统信仰系统,兴学遭到了民众的激烈反对,毁学民变风潮迭起。清末毁学民变不仅仅是阶级矛盾的简单凸现,还是新旧社会转型时期历史的特定反映。透过此,可以观察晚清社会复杂的场景以及现代化在推行过程中的困境与阻力。

晚清新政时期乡民毁学述论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毁学现象,1910年毁学活动更是发展到顶峰阶段。乡民毁学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一是新政的横征暴敛使乡民视学堂“如横暴之关卡”;二是学堂的现代性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同;三是社会转型期乡民惊慌的心理惯性;四是乡民缺少文化归属感。虽然清末乡民的毁学并非是普遍性事件,只是“民变”一部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不可低估。清末乡民毁学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侧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

清末新政背景下的毁学事件与乡村社会——以宣统元年宜春县为例

宣统元年(1909),江西宜春发生了一场毁坏新式学堂的社会风潮。清廷及地方政府从不同立场对事件做出各种应对,而士绅、乡民以及社会舆论界几乎都对政府的作为不满。这反映出在乡村社会转型期中,社会各阶层对国家新政的不同理解,进而导致了各阶层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矛盾不断激化,冲突就在所难免。

学堂与社会之间:清末的兴学和毁学

清末最后十年朝廷力行“兴学”,以国家权力大规模地催生出古所未有的学堂。其立意在于效西法养成人才,“拯此艰危”而图富强。但作为一个实际施行的过程,兴学于“库储一空如洗”之日,只能是“立学之费取之于农”,而后官府的捐税苛敛和抗官的“民变”因果递连,化为社会震荡;作为一个继科举而起的过程,学堂之“入校肄业,莫不索费”所造成的富民有“出身之荣”,贫民蒙“失学之苦”,在曾经的“科举之公”对照下,已成为一种随教育而来的社会不公平;作为一个育才的过程,常见于“乡邑子弟,负笈城市”,之后“归责亲戚故旧,无一可以入目”而成其“别树阶级,拒人千里”,与“民间最恶学堂”的互相对照,又以知识人和大众的深度隔阂演化为社会脱节。清末以急迫兴学为要务,而同时的社会震荡、社会不公平和社会脱节,则显示了这个过程所内含的历史矛盾。

由“无锡毁学”看《东方杂志》对晚清舆论的选择性建构

1904年8月,无锡发生了严重骚乱,数所学堂被毁,史称"无锡毁学"事件。事件发生后,各大报刊迅速给予了密切关注,有关"无锡毁学"的新闻与评论连篇累牍。从这些新闻言论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事件本身,还是相关的论述,都异常复杂而且微妙,并且事件中几乎所有的责任方都受到了舆论界的指责。作为选报的《东方杂志》正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域之中,以深刻的洞察,通过对于相关舆论的选择性呈现,建构起了独特的自我言说方式。

非典型之教案:清末台州印山学堂毁学案

清末台州海门印山学堂发生毁学案,传教士李思聪率众捣毁学堂并强占学堂,当地士绅、官员和教会围绕此案展开激烈交锋。这是一起非典型教案,其中夹杂着主权的争夺、财产的纷争和学务的处置。台州印山学堂毁学案从微观层面凸显了晚清教案的复杂性,进而反映了清末社会变迁的多样性。

清末徽州毁学原因探究

清末,清政府为了维持王朝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众多改革措施中,兴办新式学堂是各项改革的基础。改革需要人才,而人才必由学校培养,因此各地兴起了开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徽州地区也紧跟浪潮开办学堂,但随之而来却是毁学现象的频发。

清末新政下科举废除的回应——以宜春毁学事件为视域

清末新政期间一阵毁坏新式学堂的风潮向全国袭来,在各地教育、官府和普通大众之中形成了不同的影响。在江西宜春,政府抽捐学税、会匪蛊惑作乱、乡绅中饱私囊等事件激起社会各种矛盾,最终爆发了毁学运动。反映在科举废除中,乡民与官府的冲突仍存,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体现了教育改革的曲折性。

无锡新学与毁学事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无锡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新变法”、“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下,掀起了兴办新学的热潮。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无锡举人杨模与邑人单毓德、秦谦培等,于城中连元街上寿禅庵创办了无锡第一所,也是我国私人创办最早的一所新式学堂——竢实学堂(今连元街小学)。杨模自任总理(校长),聘著名数学家华蘅芳为总教习,秦鼎臣、丁福宝、蒋仲怀和日本人松本等为教习。

阳新县着眼治本规划水毀学?ㄉ?

阳新县教育战线在98特大洪水中损失巨大。灾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将复校复学工作当作稳定社会大局的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针对阳新县受灾严重的学校多在地势低洼处,山洪分口处和围垦的垸内,毁了修,修了毁的实际,县委、县政府痛下决心,决定对全县沿江、沿河、

公安县加大水毁学校重建资金投入

面对1998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公安县委、县政府把抗灾复校、重建校园的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把水毁学校的重建工作列入县委、县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过硬措施,切实保证水毁学校重建工作的资金投入。 一是开展自救互救活动。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开展“三拿出”(即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一对口”(即对口支援)

省教委制定并实施湖北省水毁学校重建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会议精神,抓紧进行水毁学校重建工作,省教委制定了《湖北省水毁学校重建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并于9月18日以鄂教财[1998]066号印发各地实施。其内容如下:

清季江浙教育现代化研究——以毁学事件为中心(1904—1911)

清末新政时期,江浙地区爆发了许多针对新式学堂的毁学事件:从1904年无锡米业毁学开始,1905年后快速发展,1910年达到高峰。除反对抽捐、资产纠纷等表面原因外,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新式教育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从现代化视角来看,这是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无法适应农业时代的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它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当时的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却并未缓和乡民仇学情绪,绅士对办学的热情出现下降,中央政府竭力维持新学开展,但地方政府经常推诿塞责。

重教之歌——樟树市兴建水毁学校见闻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日，记者来到江西省樟树市采访。在樟树二中、张家山中学……校园内机声隆隆、红旗招展，建筑工人正在日夜施工，赶建教学楼、学生宿舍、农村离退休教师公寓等建筑物。樟树市教委主任王胜用了３个“前所未有”告诉记者：“今年樟树市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

辛亥前十年的学堂、学生与学潮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点之一，在朝廷、官吏、 士绅的共同参与推动下，从中 央到地方相继建立起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培养了数百万名不同于传统儒家教育的新学生。与 此同时，“经费难筹、教习难延、经理无人”始终是困扰清廷、各级政府与地方士绅的难题 ；而办学中无处不在的腐败、学潮频繁发生，毁学风波四起，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 与社会问题。

承继与过渡:清末徽州族学转型探析

在近代新式教育洪流的裹挟下,构成明清徽州教育资源主要内容的族学,接受新式教育思想,推广新式教育体制,教学内容与教学程式发生深刻变化,开启了近代转型的步伐。清末徽州族学的转型建立在对传统族学资源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先前维系族学发展的各种款项被悉数移作学堂经费,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宗族兴学重教传统的一贯延续。时代局限性与乡村社会的实际运行特点,决定了清末徽州族学的转型只是一个开端,进入民国以后,新式族学依然担纲基层社会初等教育重任并继续保持发展的态势。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CDIO模式教学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其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及加强团队协作能力。针对目前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教学现状,探讨基于CDIO模式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的教学。从更新教学内容、开展分层次实验和仿真实验、完善考核方法等方面进行阐述。

陈训正与近代宁波教育

陈训正虽通过攀缘科场阶梯而脱离社会底层,却不但早于中举前,就已在《宁波白话报》上宣传新式教育,且此后又因缘际会,始则受邀主持专门收教堕民的育德初等农工学校,继尔协助宁波知府喻兆蕃,大力推广新式学堂。尽管如此,仍不宜高估陈训正对近代宁波教育的贡献。这是因为,不但宁波工校、佛教孤儿院在其主持校务期间长期经费紧张甚至难以为继,且其教育理念既不完整、系统,又多非原创。

我的老师

我是贵州省一个边远山区的农行基层职工,学习写新闻是我工作之余的一大爱好。过去我既无专业书自学,也无老师指导,虽勤于练笔,但稿件见报率极低。去年我订阅了《新闻爱好者》之后,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写起稿来也较得心应手,见报的稿件也较过去多得多了。

嘉鱼县救灾复校立足“三保”

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嘉鱼县教育战线遭受重大损失。灾后学生要入学,教师要上岗,校园要重建,一连串的问题摆到了县委、县政府面前。为切实抓好救灾复校工作,嘉鱼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救灾复校要立足“三保”: 一、救灾保学生入学 1.开辟三条入学途径。一是异地借读。全县86所学校共免费接纳灾区学生30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