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刻本先驱毋昭裔刻书事略考

唐五代刻书家毋昭裔,从喜好读书到发愤刻书有成,开创了我国古代家刻本之先河,为古代文化的积累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宰相出版家”——毋昭裔

雕板印书术发轫于唐朝,至五代而渐盛。非但中原地区的梁、唐、晋、汉、周历朝政府赓续雕印《九经》、《经典释文》等,环绕在五代周围先后并存的十国,如吴越、后蜀乃至于西北边陲的瓜、沙二州,也出现了雕板印书。刻书的当中有割据政府,也有官员或私家。

论五代至北宋中期士大夫对雕版印刷术所持的心态——以冯道、毋昭裔、欧阳修及王安石为中心

雕版印刷术用于印制儒家经籍,其开端不晚于初唐,扩张于五代,而精于宋代。五代时期,冯道、毋昭裔等上层士人将雕印儒家经籍作为一项国家事业来推行,在当时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同时他们在雕印儒家经籍的过程中,对石刻文字及写本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至北宋中期,士大夫逐渐将雕版印刷术视为技术赋权的手段:官刻被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而对于民间出版,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态是:它可能重塑政治文化生态,造成知识的开放化和庸俗化,对朝堂政治的权威性造成威胁。无论如何,新媒介技术势必在政治公共化和审美大众化方面有更突出的偏向,人们对新媒介技术的心态基于此而产生分野。

毋昭裔板刻《九经》质疑

蜀毋昭裔板刻《九经》明确记载于司马光《资治通鉴》,长期以来,被视为雕版印刷史上的大事。但宋代学者论及后蜀文化事业时,往往只提到毋昭裔主持石经刊刻而未及板印《九经》;论及毋昭裔板印的书籍,则只提到《文选》等,亦未及《九经》。宋代文献中未见毋昭裔板刻《九经》印本流传的踪迹。《资治通鉴》记载毋昭裔板印《九经》,但未提及其主持石经刊刻。综合这些情况,毋昭裔板刻《九经》应非史实,只是石刻《九经》的讹传。王明清《挥麈录》关于后唐刊刻《九经》为“仿其(指毋昭裔)制作”的记载,进一步引发了后唐《九经》、蜀石经、“毋昭裔板刻《九经》”之间关系的各种纷争。实际上,蜀石经与五代监本均以唐石经为底本,彼此并无互相沿用的关系,也并不存在毋昭裔仿五代监本刊刻《九经》之事。

蜀石经产生原因试探

从石经的刻工、校勘及功用看,蜀石经可谓儒家石经的绝响。蜀石经能在五代离乱之际产生,自有其原因可寻:蜀地重文兴教是其产生的远因,五代乱世推崇儒学特别是前后蜀君王兴学重教是其产生的近因,毋昭裔本人所具有的非常之才际遇孟昶的大力支持则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

新印郭璞著《尔雅音图》质疑

北京市是中国书店1985年出版《尔雅音图》一书,题郭璞著.除“据光绪十年上海同文书局本影印”一语外,别无前言、后记,也无出版说明.上海同文书局本《尔雅音图》源出艺学轩藏版、嘉庆六年影宋绘图本重摹刊的本子,卷首载有南城曾燠嘉庆六年叙.艺学轩即曾燠的轩名,重摹刊原本尚存,只作《尔雅图》三卷,卷上《释诂》至《释亲》四篇无图,卷中《释宫》至《释水》八卷,卷下分前后,前《释草》至《释虫》三篇,后《释鱼》以下四篇,都有图,分载十五篇每篇之前.注和音夹入正文,注即郭《注》,该书实为四卷,每卷下只标郭璞注.其图,曾《叙》认为宋、元人所绘,并且说“疑必有所本,即非郭璞之旧,或亦江灌所为”;其音,则确定地认为后蜀毋昭裔《音略》.他并没有《尔雅音图》为郭璞所著的意思.中国书店所印,新题郭璞著,大概是根据《尔雅序》中有“别为音图”的话臆测出来的.

家刻初探

我国古籍刻本浩如烟海,就刻印者的系统区分,除了官刻本、坊刻本之外,还有家刻本。家刻本就是私人刻本。因为书牌上多有“××家塾”、“××书塾”、“××堂”、“××斋”等字样,所以家刻本又叫家塾本、书塾本等。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家刻的历史。五代前后是我国家刻的萌芽时期。中唐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发明,对新生事物敏感的有志之士开始利用这种最新技术刻印书籍,五代时期的毋昭裔、和凝等人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毋昭裔,字守素,蒲津(今山西永济西)人。

五代藏书考略

五代藏书考略蔡晓初，谷茂兰（江西教育学院图书馆）五代是十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五十三年的时间里，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更迭；南方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荆南（南平）和北方的北汉十国并存。...

部分复习思考题解答

第一章绪论 1、什么是图书?“图书”一词的函义古今有何不同?构成图书的基本要素有哪些? “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用文字或其它信息符号记录于一定的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图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的而又是不断发展着的传播知识的工具。图书一词的函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本身内容、形式的不断演变而有所不同的。在古代,对一切文字记录都称为书,相当于后世的档案,其作用主要是帮助记忆,以备查考。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有意识地运用文字交流思想,传播知识,因此出现了专为传授知识、供人阅读的著作,图书才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

从书史试卷看复习考试中的几个问题

通过83—85级三届函授同学的中国书史试卷,我发现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此总结一下,对同学们以后的复习考试也许有些用途. 中国书史考试题目大致分这么几种类型: (1)名词解释。同学们大都答的较完整,满分的很多,这说明在复习时下了功夫,大多数函授生对基本概念很重视,记忆能力也很强,这是一个优势。

五代后蜀《书》残石经

汉代文翁兴学,为地方政府兴办“公立学校”的先河。据《汉书》载:“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爲。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石室传经之后,此地一直作为学宫,文泽百代。五代后蜀之时,石室迎来一个文化盛事:“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赵拆《成都古今集记》)蜀石经就此诞生。经过宋代增刻,对中国文化影响极为深远的“十三经”正式形成。

唐宋蜀刻本简述

四川是我国刻板印书的故乡之一,自古有“天府”之称,经济、文化素称发达。唐末黄巢起义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向成都;加上蜀地木材资源丰富,盛产纸张,这些都为刻板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根据文献记载和发现的实物。

板本通论(连载)

第三卷一、镂版以前之书籍制度上溯皇古,下迄隋唐,版本体制,至不画一,有刻石、镂金,以至简素,故略叙列,以见端委。刻石古者易姓而王,封禅刻石,用纪昭德,报天地之功。故管仲、孔子,上征古纪,咸用取资。其书载于《史记·封禅书》及司马贞之书,故不复赘。若言书籍之制,便民垂远,当始于汉之《一字石经》。《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一七五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

书店的前世今生

似乎就在昨天,我们还在为偶然在书店中发现的一本好书而惊喜莫名,辗转获得后,废寝忘食,难以释卷。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发现:信息时代,书本,大概已经成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书店,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魔力'。其实,书本还在那里,书店也还在那里,变的只是我们,以及我们的这个时代。作为文化传播以及文明延续的载体之一,图书自古就与民族的延续休戚与共,而承担图书交易流通乃至出版刊刻功能的书肆、书坊。

蜀石经续刻、补刻考

有关蜀石经的续刻、补刻问题,由于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有限,有些问题在南宋时已在疑似之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相关文献记载及传世拓本残卷,主要就四个问题进行研讨:1.《左传》之为蜀刻亦或宋刻?我们认同清人和刘体乾的说法,推证《左传》确为蜀刻。2.《公羊》、《榖梁》二传是否田况补刻?我们发现了与田况有文字往还的蜀人吕陶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提到了田况补刻《公》、《榖》,这是有说服力的。3.补刻《孟子》者为席贡还是席旦?我们通过对二人仕履的考察,确认补刻《孟子》者为席贡。4.蜀石经的版本依据和晁公武《石经考异》的关系如何?我们试图厘清唐开成石经、五代监本九经、北宋国子监本与蜀石经之间的关系。

近代出土的蜀石經殘石

后蜀广政石經的情况和东汉熹平、曹魏正始、唐开成、北宋嘉祐、南宋紹兴、清乾隆各石經相比,有好些不同的地方。第一,蜀石經有注文。第二,蜀石經工程較巨,碑石上千数。第三,蜀石經施工时間长,从后蜀孟昶广政元年(公元938)蜀相毋昭裔經始,到南宋孝宗赵音乾道六年(公元1170)晁公武刻《石經考異》、《古文尚书》为止,前后共經历了四个朝代,二百三十二年。第四,自宋哲宗赵煦时(公元1086—1100)蜀帅尚书右丞胡宗愈在成都府学礼殿东南隅作石經堂貯存后(晁公武尚于乾道六年刻过《石經考異》和《古文尚书》),又亡佚得那么突然,究属何时与何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