毌丘俭纪功碑文补遗——以王国维《魏毌邱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为中心考察

王国维《魏毌邱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一文,对魏毌丘俭纪功碑文作了精深考证,为东北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文本。从肃慎、沃沮、勿吉族形成发展的过程,魏毌丘俭纪功碑文中的"肃慎南界"在魏晋时期与"北沃沮南界"相符;彼时之玄菟郡治已迁至今辽宁省抚顺劳动公园古城;"小辽水"为今"浑河",但"魏志之沸流水"当在今富尔江。从《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中所记慕容廆祖父木延事迹来看,在魏毌丘俭纪功碑文"威寇将军都亭侯"之后所缺的将领之名当为"木延"。

毌丘俭与曹魏中后期政治问题考辨

毌丘俭是曹魏政权中后期重要的军事将领,在魏明帝、齐王时期的政治格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毌丘俭由魏文帝拔擢,以魏明帝东宫旧臣的身份进入曹魏中央政权,是明帝政治集团的重要一员。毌丘俭一直以来忠于曹魏皇权,在正始年间曹爽、司马懿以军功方式获取政治资本之时,东征高句丽,同样以军功的方式支持曹魏皇室,力图维持三者之间的关系。司马师辅政初期,毌丘俭曾与其因为保全曹魏政权的相同目的,而短暂地结为政治同盟,但旋即因为司马师大肆清洗反对势力,擅行废立的行为,突破了毌丘俭的政治底线,为求自保,双方决裂。毌丘俭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立场对于魏晋嬗代有着关键的影响。

毌丘俭征高句丽战争过程考补六则——以《北史》《三国志》《三国史记》为中心

《三国志·魏志·毌丘俭传》《北史·高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传》对毌丘俭征高句丽的战争过程皆有记载,将具体事件逐一比对,三部史书依次在随俭出征将领、毌丘俭是否有败绩、魏军行军路线、俭征高句丽时间及次数等问题上存在不足和差异;此外,中国史书《魏志·东夷列传》所记之王颀正始中至夫余征粮、古朝鲜史书《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所记之百济正始七年攻乐浪二事,《毌丘俭传》《高丽传》《高句丽本纪》皆无记载,发生时间亦有待考证。本文对以上六个问题进行探讨,以考证补充战争过程。

同和岭修道碑与毌丘俭纪功碑

2007年7月25日集安市西北大约20公里的大泉眼岭上发现了同和岭修道碑。碑文"甲辰三月,明府吴公光国,摄篆辑邑",证明《奉天通志》载"吴光国,江苏武进人,监生,三十年三月接办(辑安县),三十三年调补安东"是准确的。同时也证明"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光国任奉天辑安县设治事,县境临鸭绿江,山路险阻,缉盗维艰,因开辟同和岭、板石岭西岔,高六百六十丈。甫辟其地得断碑,存四十八字……"这一跋语是正确的。

毌丘俭纪功残碑发现时间考

毌丘俭纪功残碑是目前所见东北最古老的石刻文献资料,于20世纪初被发现。长期以来围绕其发现时间诸家各执一词,有光绪三十年说、光绪三十一年说、光绪三十二年说等三种不同说法,长期流行的说法为光绪三十年发现说。文章一方面对毌丘俭纪功残碑发现时间不同说法的来源进行深入考察,另一方面广泛搜集吴光国所作毌丘俭纪功残碑跋文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确定毌丘俭纪功残碑的发现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即1906年九月。

毌丘俭征高句丽“刻石纪功”再探讨

一“刻石纪功”记载的歧义与影响曹魏毌丘俭征高句丽的历史学界讨论较多,其中关于“刻石纪功”的问题是一个重要议题。核心争议点是在该历史事件中究竟刊刻了几通石碑以及石碑所在位置等问题,同时也牵扯到高句丽都城国内城是否是不耐城的讨论。笔者认为造成目前争议的根源在于《三国志》的记载存在歧义,后史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理解,使得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从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看司马师的功业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他任用和拔擢人才,使曹魏旧臣不断地转投于司马氏的门下,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霸府,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打下基础。司马师执政初期,根基尚不稳,威望亦远不如乃父。但其“沉毅多大略”,在东关惨败之后,司马师安抚诸将,引咎自责,很快稳定了朝中局势。接着其击败吴太傅诸葛恪,剪除异己李丰、张缉等拥曹派势力,又废魏主曹芳,立曹髦,迅速平定淮南毌丘俭之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力。在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司马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沸流水再考

沸流水是与高句丽历史密切相关并在汉唐一些文献中时有提及的一条河流,史学家们对其认定多有分歧,形成富尔江说、通沟河说、柳河说、成川江说、浑江说等观点。其中,认为是浑江的说法不在少数,但作出清晰学术梳理和细致学术考证的并不多见。而通过对高句丽始祖邹牟王由夫余出逃至卒本建国的路线、毌丘俭征讨高句丽的史事、古沸流国地望等方面的分析,便可以得出古沸流水实乃现今浑江的结论。

《晋书·天文志》勘误二则

笔者通过将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天文志》与《汉书》《三国志》《宋书》等对读,发现其关于诸葛亮屯兵渭南及文钦、毌丘俭淮南叛乱的记载存在不妥之处。就此略抒管见,献疑于方家。一、《晋书·天文志下》载:“蜀后主建兴十三年,诸葛亮帅大众伐魏,屯于渭南。”

曹魏征讨辽东公孙氏政权始末

曹魏先后三次出兵征讨辽东公孙氏政权,反映出当时外部局势变化以及内部对出兵的争论。太和六年(232)田豫、王雄出兵,因公孙氏政权与孙吴联盟,加之海道艰险而罢兵。景初元年(237)毌丘俭出兵,因雨季不利而还,但曹魏招降依附辽东公孙氏政权乌桓部众并下诏对受胁迫辽东军民赦免,从而动摇公孙氏政权执政基础。经过一系列战略准备,在西部国境军事压力暂缓背景下,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出兵,因地制宜水陆并举,利用辽东地区雨季特点最终攻灭辽东公孙氏政权。同时本文对已有的学者观点进行尝试性补充与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