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母国因素实证分析

中国强国梦需要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但是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受到母国因素的影响。本文在综述跨国公司成长驱动因素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等3个层次分析了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国际化与创新双轮驱动，并利用1996～2011年7个主要国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面板数据，构造国家层面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发展水平指数，对世界500强企业成长的母国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需要母国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基础、强大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基础、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升级、高R＆D强度的创新基础。政府支持和外汇资源利用对于中国启动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母国制度视角的分析

近几年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在国际并购交易中频频博得全球瞩目。对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已有很多研究,但是尚未有研究系统地从母国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哪些制度因素对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有影响。文章在进入模式领域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将母国视角与制度因素结合起来,建立了完整的母国制度因素对进入模式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母国制度因素文献研究

文章梳理了近年来从母国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国内外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发现在中国企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母国制度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它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直接决定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982—2007年的数据,运用OLS逐步回归法、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人均GDP和政府政策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正效应,平均工资是负效应,固定资本存量、科技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等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不显著。

中国企业OFDI特征及其母国影响因素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1985年至今,中国GDP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直接刺激了国内企业OFDI在亚洲地区的活跃度增强。中国企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证明国内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强,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提高中国企业整体国际竞争实力的可靠措施。然而,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OFDI还是相对滞后的,并且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在分析中国企业OFDI在亚洲地区的母国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企业OFDI的发展策略。

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决定因素

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始于20世纪中后期,起步较发达国家晚,但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文章选取1992-2014年中国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资金成本及投资环境作为变量,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印OFDI的母国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中印两国的OFDI都受到本国的GDP增长率、贷款利率及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联合影响。此外,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它三个变量则互不构成格兰杰原因。

金砖国家OFDI母国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金砖国家1995~2015年OFDI水平、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作为变量,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金砖国家OFDI的母国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俄罗斯的人均GDP是本国OFDI的双向格兰杰原因;巴西的人均GDP是本国OFD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巴西、俄罗斯的居民专利申请量是本国OFD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南非的居民专利申请量是本国OFDI的双向格兰杰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是OFD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母国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对OFDI母国宏观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能简单归结为企业将自身优势与宏观因素相结合进行OFDI的问题。因为,诸如母国GDP、人均国民收入、外汇储备等宏观经济变量并不对企业的OFDI决策构成直接影响,而是通过企业规模,生产成本水平,外汇水平这些因素对企业OFDI决策产生间接影响。借助计量经济模型,以企业OFDI决策有关的单位企业规模、出口、汇率、生产成本、政府政策为解释变量,选用1986-2009年数据对影响中国OFDI的母国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出口、汇率、政府政策是中国企业OFDI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单位企业规模和生产成本不是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因素。